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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人民政府印发《自贡市税收征管保障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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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人民政府印发《自贡市税收征管保障办法》的通知

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政府


自贡市人民政府印发《自贡市税收征管保障办法》的通知

自府发〔2010〕18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及相关单位:
《自贡市税收征管保障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一〇年九月七日




自贡市税收征管保障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税收征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构建协税护税机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结合自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税收征管保障,是指税务机关(包括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下同)以及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根据税收管理的特点和要求,为保障税收及时、足额收缴入库所采取的监管、协助等措施的总称。
第三条 税收征管保障工作坚持政府领导、税务主管、部门配合、社会参与、法制保障的原则。
第四条 税收征管保障以税收法律、法规为依据,以依法治税为目标,以综合治理、源头控管为主要方式。
第五条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应当加强对税收征管保障工作的领导,组织、指导、协调、监督有关部门和单位落实税收征管措施,并按照财政管理体制保障税收征管工作经费。
政府各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第二章 税收管理

第六条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税务机关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提高税收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第七条 税收收入预算的编制和调整,应当与本行政区域的税源状况相适应。税务机关应当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和税源状况,科学预测并制定近期税收收入目标及中长期税收规划目标。
第八条 税务机关应当创新税源管理方式,根据税源结构和分布状况,实行分级、分类、分项管理,提高税收管理水平。
第九条 税务机关应当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纳税评估,对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进行审核、分析、评价和处理。
第十条 税务机关应当严格控管税源,依法加强发票管理,有计划地推广应用税控装置。凡属于发票管理范围的票据,都应当依法纳入发票监管范围。建立举报和奖励制度,有效发挥发票在税收管理工作中的作用。
第十一条 税务机关征收税款,应当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金融、邮政网络,简化申报征收程序,降低税收征收和缴纳成本。
第十二条 税务机关可以根据有利于税收管理和方便纳税的原则,对下列零星分散的和异地缴纳的税收依法实行委托代征。必要时,税务机关可以派员协助受托方征收税款:
(一)城市居民社区、农村、偏远地区、集贸市场和各类专业市场的零散税收;
(二)个体客、货运输业税收;
(三)零散建筑施工、房地产交易、土地转让、房屋租赁、装饰装修业税收;
(四)福利彩票、体育彩票业税收;
(五)商业性的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税收;
(六)各类学校、社会力量办学培训和各种技能培训税收;
(七)其他可以实行委托代征的税收。
第十三条 税务机关根据规定,可以委托以下行业主管部门或业务主管部门代征税收,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支持和协助,并负有协税护税的义务:
(一)零散分散的税收,可以依法委托街道(乡镇)和市场管理或经营机构代征。
(二)从事客、货运输纳税人应缴纳的税收,委托出租车管理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代征。
(三)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应缴纳的税收,委托国土资源部门代征。
(四)进行房地产交易的单位和个人应缴纳的税收,委托房地产管理的相关部门代征。
(五)房屋出租环节的税收,委托房屋租赁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市场经营机构、物业管理等单位代征。
(六)建筑合同印花税委托招投标管理部门代征;技术合同、专利证书印花税委托科技管理部门代征。
(七)单位和个人从事商业性文艺演出及商业性体育比赛应当缴纳的税收,分别委托体育部门和文化部门代征。
(八)外地单位、个人来本地从事建筑施工或者装饰、装修业务应缴纳的税收,由当地建设单位在支付工程款环节代征。
(九)社会力量办学培训机构、各种技能培训、集贸市场和各类专业市场中的个体工商户应缴纳的税收,由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委托相关单位代征。
第十四条 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对委托代征行为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依法与受托代征税款的单位和个人签订委托代征协议,进行委托代征登记,发放委托代征证书; 按照规定支付受托代征税款的单位和个人代征手续费。受托代征税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协议规定依法代征税款,不得擅自扩大或者缩小代征范围,不得违反委托代征协议擅自不征或者少征应征税款。
第十五条 受托代征税款的单位和个人代征税款时,应当出示委托代征证书并开具完税票证。不出示委托代征证书或者不开具税收完税票证的,纳税人有权拒绝缴纳税款。受托代征税款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代征税款,纳税人拒绝的,受托代征税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告知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应当及时作出处理。在税务机关作出处理前,受托方不得自行处理。
第十六条 受托代征税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领取、保管、使用、结报税收票证,单独设立代征税款账簿,并在规定的期限内依法解缴代征的税款,不得挤占、挪用或者延迟解缴代征的税款。
第三章 税收协助

第十七条 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协助税务机关做好税收征管工作:
(一)财政部门对税务机关有奖发票兑奖所需奖金和代扣代缴、代收代缴、委托代征所需手续费,应当按照规定在年度预算中予以安排。
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纳税人财务账簿、凭证和会计的监管,督促纳税人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账和核算。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涉税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通知同级税务机关依法处理。
对政府投资性项目,财政部门应当按建设项目施工进度和纳税情况,规范资金拨付。在支付建设项目款时,建设单位须向财政等相关部门提供已完成工程量、已付工程款部分(包括来源于财政部门之外的项目资金)的纳税情况,财政部门将是否按预算和工程进度完清税款作为拨付建设资金的重要依据。
(二)审计部门应当把被审计对象是否依法履行税收义务情况作为审计内容。
(三)房地产管理、国土资源部门在办理房产、土地权属变更手续时,须要求申请办理房产、土地权属变更手续涉及征税的单位和个人提供税务发票、完税证明或者税务机关出具的免税证明,否则不予办理。
(四)工商部门对申请办理注销手续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行审查时,发现其未完成税务登记注销手续的,应当告知其到同级税务机关办理税务注销手续。
(五)银行机构应当对税务机关查询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帐户开立、变更和注销情况以及税务机关对纳税人采取税收保全或强制措施依法提供协助。
(六)公安机关与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共同打击偷、骗、抗等税收违法犯罪行为。
税务机关需查询机动车辆的非秘密档案资料、各驾校学员领取证照数量、各网吧每台机器上网的在线时间信息,以及纳税人身份证号码、暂住人口居住、境外人员出入境等信息时,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协助。
对阻挠税务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对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在出境前未按照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担保的,由税务机关通知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阻止其出境。
税务机关在查处涉税违法行为中,发现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对税务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受理。
第十八条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应当建立和完善税收保障信息系统,健全相关部门之间的税源信息交换和共享制度,实现涉税信息的互联互通。
第十九条 税务机关与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将涉税信息如实提供给同级税务机关:
(一)国税机关和地税机关应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互相提供本季度纳税人办理设立、变更、注销税务登记等信息,按照省国税局和省地税局有关文件要求交换其他有关信息资料。
(二)发展改革、经委等部门应将政府下达的年度重大建设项目计划和建设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情况,包括国有企业更新改造和煤矿企业开设、变更以及开采量的监控数据及时公布在政府公众信息网相关专栏内,便于税务机关及时采集和掌握;未在政府公众信息网公布的建设项目、企业更新改造和煤矿企业开设、变更以及开采量等情况信息,应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补充提供本季度的相关情况信息。
(三)教育部门应在每半年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半年新办各类民办学历教育、民办非学历教育,以及民办托儿所、民办幼儿园的资质认定信息。
(四)科技部门应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和每年度结束后3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和全年专利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和审核信息;在接到省科技厅认定通知后20日内提供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信息;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转让专利权的企业、个人信息。
(五)公安机关应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打击虚开发票和假发票等涉税违法行为、机动车办理牌照等有关信息资料。
(六)民政部门、残疾人联合会应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新办福利企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变更、注销信息;提供残疾人安置信息,并为税务机关查询残疾人证件发放信息提供帮助。
(七)司法行政部门应每年向税务机关提供律师从业人员、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及司法鉴定机构有关涉税信息,配合税务机关加强对全市法律服务机构的税收征管。
(八)财政部门应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实行工资直发个人所得税扣缴入库信息。
(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部门、社会保险经办单位应在每半年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半年《再就业优惠证》的发放情况;提供城镇职工缴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医保中心刷卡以及定点医药店(企业)药品销售等有关信息;每年度结束后3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再就业优惠证》的年检、为企业核发的《企业实体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认定证明》、当年批准的职业技能办学机构的法人和地址等有关信息。
(十)国土资源部门应积极向税务机关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信息,以及矿产品开采量和产品生产量等信息。
(十一)规划建设部门应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和每年度结束后3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和全年所管辖范围内工程房屋、市政基础设施的招投标项目资料、项目合同备案信息以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发放信息。建设单位在工程结算时, 应当凭承建单位出具的建筑业统一发票支付资金。
规划建设部门应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和每年度结束后3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和全年《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发放信息;每年1月底前提供当年棚户区(含危旧房)改造项目地址计划信息。
(十二)交通运输部门应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交通建设项目信息和车辆、船舶营运证发放信息。
(十三)水务、环保、粮食、电力等部门应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水利建设项目信息和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储备粮库、电网改造项目的实际资金投入及向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情况等信息。
(十四)林业部门应在每半年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半年林木采伐许可证发放的相关信息,包括对象、编号、采伐林木名称和数量、有效日期等。
(十五)商务部门应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相关信息,内容包括企业名称、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编号、经营者类型等;提供市级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登记的相关信息,内容包括项目名称、投资金额、投资国别等;提供外国企业或者外籍个人转让商标权、专利权、非专利权技术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信息。
(十六)文化、体育部门应在大型营业性演出、商业性体育比赛或者其他重要文化体育活动前1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活动的相关信息;文化部门应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文化经营许可证》的发放信息。
(十七)卫生部门应在每半年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半年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变更登记、注销和营利性、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认定信息以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发放信息。
(十八)审计部门应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被审计单位有关涉税信息,特别是被审计单位有偷、骗税等涉税违法行为及受委托代征单位截留挪用代征税款的信息。
(十九)统计部门应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收入、成本、费用、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利润等主要工业指标信息;提供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信息;提供固定资产投资额、分行业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上年全市全部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信息。
(二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所监管企业兼并、划转、改组改制信息。
(二十一)房地产管理部门应积极与税务机关实行信息资源互联互通,适时向税务机关交换商品房预售许可信息、相关备案信息、网上签约信息等信息资源。
(二十二)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应在每年度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全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超比例提取、缴纳及贷款发放等信息。
(二十三)海关应在每季度结束后15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相关涉税信息,内容包括企业名称、海关进出口企业代码。
(二十四)质监部门应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企业、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登记变动信息。
(二十五)工商部门应当将办理登记注册、核发营业执照等情况定期向税务机关通报。
(二十六)各类财产保险公司应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保险公司代征车船使用税的信息。
(二十七)水、电、气等经营单位应在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供本季度规模以上企业水、电、气耗用量等有关信息资料。
(二十八)其他相关部门应当依据税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向税务机关提供相关涉税信息。
上述部门和单位如当期未产生信息的,实行零报送制。提供信息资料文档,原则上采用电子文档格式。
第二十条 税务机关对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的涉税信息应当科学分析、综合利用,不得用于税收管理之外的其他用途。
第四章 税收监督

第二十一条 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与税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决定,不得干预、阻挠或者取代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检举和举报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
对被检举或者举报的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经查证属实的,税务机关应当按规定给予检举人或者举报人奖励,并为检举人或者举报人保密。
第二十三条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及其职能部门制定涉及税收内容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征求同级税务机关意见,并按规定上报备案。
第二十四条 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制约机制,接受纳税人、新闻媒体和社会团体对税收执法的评议和监督,并反馈改进结果,公开改进措施。

第五章 税收服务

第二十五条 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为纳税人提供税法宣传、政策咨询、纳税辅导、办税指南、法律救济等服务。
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提供纳税服务不得违规收取费用,不得变相增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负担。
第二十六条 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税务公开制度,公开征收依据、减免税政策、办税程序以及服务规范等事项,依法保障纳税人的税收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
第二十七条 税务机关应当建立税收政策执行和税收缴纳异议协调、调解机制,及时化解征纳争议。
第二十八条 税务机关应当依法收集、使用和保管纳税人的纳税信息。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纳税人同意,税务机关不得对外公开纳税人与纳税相关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二十九条 税务机关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有特殊困难的纳税人办理纳税事务提供必要的便利。
第三十条 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税收检查前,应当将检查目的、项目、内容、时间和要求等告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有公民举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嫌税收违法行为的;
(二)税务机关认为检查前告知会影响检查进行的。

第六章 考核及责任追究

第三十一条 市目督办会同市财政局、市国税局和市地税局定期对各部门、单位税收征管保障工作情况进行专项督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应当定期对本级税收征管保障工作情况进行考核。
考核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行综合治税职责情况;
(二)有关部门和单位涉税信息传递情况;
(三)受托代征税款的单位和个人代征税款情况;
(四)有关部门和单位作为扣缴义务人的税款扣缴情况;
(五)税务机关通过税收征管保障措施,组织税收收入情况。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关部门(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要求向税务机关提供涉税信息,或负有税收协助义务的部门(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协助,造成税收损失的,税务机关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由本级人民政府依据有关规定对有关部门(单位)和责任人员作出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授权市财政局、市国税局和市地税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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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高 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


摘要:改革后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但仍与国际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文章剖析了我国现行的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并针对这些缺陷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刑事辩护 辩护人 制度 完善

被指控人有权获得辩护是现代各国公认的宪法性原则,它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传统法律文化的界限和障碍,在各国刑事诉讼中得到普遍确立。刑事辩护制度的确立不仅使被告人独立平等的诉讼地位成为可能,而且也使得被告人得以借助权利的武器达到制约司法权力扩张防止司法专横的目的。因此,它在一国的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完善与否,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科学、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改革后的刑事辩护制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但仍与有关国际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一种制度如果不受到批判,就无法得到改进”⑴,因为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已严重阻碍了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影响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形象,因此,剖析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缺陷以期予以完善已是大势所趋。笔者认为,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的与刑事辩护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一、 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主体地位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才可以委托辩护人,但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又可以聘请律师提前介入(所谓提前介入,是与修改前的《刑诉法》规定相比较而言的)。这样就在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引发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处于何种诉讼地位的争论。而在司法实践中,律师的这种提前介入的权利往往有名无实,既无法操作也没有相应的措施予以保障。例如,在侦查阶段中,侦查机关往往任意为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设置种种障碍,所谓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无法得到保障。至于规定的律师可以代为申诉、控告,因为律师看不到案件材料,不能调查取证,甚至无法会见当事人,不能掌握具体案情,因此根本无法代为申诉、控告。因为法律没有明确提前介入的律师辩护人的身份和职能,律师也无法提出辩护意见,更何况法律也没有规定侦查机关要听取律师的意见!由于对侦查权的行使缺乏必要的司法控制,整个侦查程序几乎演变为赤裸裸的“行政治罪程序”⑵,侦查权“成为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法外特权”⑶,基于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我国立法上对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的规定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宣告性规定⑷。造成以上这种尴尬局面的直接原因就在于提前介入的律师身份的不确定。虽然从法理上根据有控诉即有辩护的宪政性的民主法制原则,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应享有辩护权,都可以委托律师行使辩护权,但是从上述条文的规定来看,提前介入的律师却既不是辩护人,也不是诉讼代理人,而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用这样一种身份让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在世界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根据联合国《并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条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证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监禁人的原则》第11条第1款亦有类似的规定,“被拘留人应有权为自己辩护或依法由律师协助辩护”。对此,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均已在法律中肯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中辩护人的地位。例如,在英国,“任何人在侦查的任何阶段,都应该能够与律师进行联系,并且同律师秘密面谈。他甚至可以在受到羁押的情况下这样做”。(5)在美国,当警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就应告诉他有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美国宪法修正案第6条规定,“在所有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接受律师帮助自己辩护的权利”。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0条规定,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中国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规定,对被拘留之疑犯进行首次司法讯问时,必须有辩护人之援助。上述国际公约及国家和地区法律的规定均表明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身份行使辩护权,独立地参与刑事诉讼活动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及WTO的正式成员国,而且也是许多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无论从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是从现阶段国际及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来看,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地位及相应的权利,是非常必要的。
二、 保证辩护律师的单独会见权,赋予辩护律师的讯问到场权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96条、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均规定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外不用经过批准,应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涉黑等特殊类型的案件也应在5日之内安排会见,但同时还做出了主观随意性很大的、实践中极容易被滥用的关于律师会见时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事实上,由于职权主义侦查模式所决定,以及对何谓“国家秘密”的不一的理解,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从部门利益出发,多以涉及国家秘密、案件情况特殊、需要主管领导批准等种种理由不予安排会见,或者虽安排会见,但严格限制律师会见的时间、次数,或派员在场以及对律师会见进行录音、录像等等,对律师行使会见权施以种种不合理的限制。更有甚者,有的侦查机关竟以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翻供为由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由于这些不合理的限制,从而使得律师会见权的行使很难切实得到保障。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联合国《关于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未经审讯的囚犯可以会见律师,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与律师间的会谈,可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监禁人的原则》第18条中对此亦作了相类似的规定。以上国际公约规定律师单独会见权的目的是为了使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可以使其在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情况下,面对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律师,就有关事实向辩护律师作真实自愿的陈述,以期得到律师的帮助。这对于辩护律师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更好地履行辩护职责是确有必要的。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为维护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理应对此严格遵守。况且,当今现代世界法治化国家和地区都承认律师的单独会见权,我国对此亦应予以借鉴。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讯问时辩护律师的到场权问题,笔者认为赋予辩护律师到场权,特别是在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允许律师辩护人在场是极为必要的。因为,诚如福柯所言,“在实际上,犯罪使个人处于整个社会的对立面。为了惩罚他,社会有权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对他。这是一种不平等的斗争,因为一切力量、一切权力和一切权利都属于一方”⑹尤其在我国,在传统“有罪推定”定式思维的影响下,侦查阶段职权主义得到了超常的发挥,侦查活动处于绝对保密的状态,犯罪嫌疑人处于同外界完全隔绝的被动境地,造成监督制约手段不到位,侦查机关又缺乏确实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因此,刑讯逼供、诱供、徇私枉法等侵犯人权的现象屡禁不止,“社会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一旦被滥用,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7)赋予辩护律师讯问到场权,有利于对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侦查机关刑讯逼供、诱供、徇私枉法行为的发生,保证侦查活动依法正确进行。同时亦有利于辩护律师及时地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情况,及时地关注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事实和证据材料,使辩护律师能够切实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允许辩护律师在司法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在场早已为各国刑事诉讼法所确认,然而在我国,不仅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无权要求在场,就连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检察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也不允许律师在场,由此可见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在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保障和刑事诉讼程序民主、公正方面还有很大的缺陷。
三、 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条件成熟时直接确立证据开示制度
按照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只能接触到诉讼文书和技术鉴定材料,到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规定了在审判阶段,辩护律师阅卷的地点是人民法院。但是修改后的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却一改旧法的规定,改原来人民法院审前的实质审查为程序性的形式审查,规定作为公诉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只向人民法院移送案件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现行《刑事诉讼法》作以上改变的出发点是为了配合人民法院由纠问式向控辩式庭审方式的转变,转而向起诉一本主义靠拢,以避免法官先入为主形成成见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致使庭审程序流于形式。可以说现行立法作以上改变的出发点是好的,方向也是对的,但是,由于对什么是“主要证据”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规定,这样就使得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只能接触到对辩护没有实质意义的诉讼文书(其实这些诉讼文书早已公之于众)以及技术鉴定材料(实际上很多案件中往往并无技术鉴定材料),而在审判阶段,由于检察机关往往将最有力的证据秘而不示,而将一些次要的证据当作是“主要证据”移交给人民法院,从而使得辩护律师无法在法院查阅到这些关键证据,无法切实履行辩护职责。
因为控辩双方职责的不同,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取舍也必然不同,“律师能否查阅全部案卷,全面掌握案情,是律师能否提出有力度的辩护意见的关键”(8)。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以便使律师能向其委托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应当尽早在适当时机提供查阅案卷的机会。与这一规定的精神相适应的是,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均采取了不同方式,对律师阅卷权予以充分的保障。通常的做法是,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实行全案移送制,辩护律师可以在法院查阅到全部案卷材料。英美法系则通常实行证据开示制度,即在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互相向对方展示证据。该制度为美国1946年《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所确立。英国于1996年通过的《刑事诉讼与侦查法》,以法典的形式对证据开示做了全面的规定。如今,一些传统上采用大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如意大利、日本等,在诉讼模式由纠问式向对抗式转变过程中,也摒弃了卷宗移送主义,建立了证据开示制度。鉴于控方在收集证据的能力上绝对优于辩方,故证据开示制度向来被认为是辩方有效行使防御权的一种保障。学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确立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所追求的公正价值;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有利于保证案件审判的质量以及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9)。因此,针对目前《刑事诉讼法》以上规定的缺陷,笔者认为,为保障律师辩护职责的履行,律师应当拥有查阅全部案卷材料的权利,具体可以规定进入审判阶段后,辩护律师有权查阅全部案卷材料,不仅可以在法院查阅,而且也可以到检察院查阅。为配合庭审方式改革,待条件成熟时,可以修改当前《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直接确立证据开示制度。即规定检察机关在移送案卷之前与律师进行证据交换,检察机关必须将其所掌握的拟在法庭上出示的所有证据向辩护律师展示,同时,为了保证庭审的效率和公正性,律师也应当将有关证据向检察机关进行展示。此外,对于没有在庭前展示的证据,不得在庭审中出示并作为定案的根据。
四、 充分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调查取证权是律师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律师在办理任何业务,包括诉讼业务和非诉讼业务时,都享有这项权利”(10)。对辩护律师来说,当然也不例外,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律师进行刑事辩护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辩护方增加抗辩能力的有效途径。辩护律师通过调查取证,可以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便于法院“兼听则明”,做出正确的判决。我国的《律师法》第31条和《刑事诉讼法》第37条明确了辩护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但同时又给予了较多的限制,使得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现。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虽然能够“提前介入”,但没有调查取证权。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辩护律师享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44条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因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同意,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等。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现行法律是将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建立在被调查对象的“同意”和人民检察院的“许可”的基础上,实质上是从“性善论”的前提出发,一厢情愿地将律师本应享有的调查取证权的实现最终寄托在被调查对象的道德自律以及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主观公正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应有的完善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上。可想而知,仅就理论而言,这种主观上随意性很大的“自律”和“公正”如果没有一个客观固定的制度加以限制,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有效行使,并进而影响被告一方行使防御权的有效性。在实践中,被调查对象不配合律师调查取证及主管机关不批准律师调查取证申请的情况极为常见,对此,辩护律师基本上是无计可施,其调查取证活动则就此宣告失败。与《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的规定相对照,我国现行法中以上关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是何等的苍白无力!
针对以上立法的缺陷,学者深刻地指出,“不承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或者限制、剥夺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这一诉讼就是一个不完整的诉讼,不健康的诉讼”(11)。因此,为取得控辩式庭审方式的预期效果,使控辩双方力量基本平衡,建议立法取消现行法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种种限制性规定,制定科学的、包括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规则、方式、不当取证的责任等内容在内的完整的规范,从立法上赋予辩护律师与司法机关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具体内容包括:辩护律师在依法调查取证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配合,对无故拒不提供证据的单位和个人,辩护律师有权申请司法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提供证据,并可根据情形,由司法机关对其采取罚款或拘留。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司法机关如无正当理由,必须批准;对辩护律师申请的拒绝,辩护律师有权申请复议,司法机关有义务对不批准的理由做出充分的说明。
五、 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条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者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发表的有关言论,应当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还规定,“律师如因履行职责而其安全受到威胁时,就得到当局给予充分的保障”。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通过立法不同程度地赋予律师这一权利。例如,《卢森堡刑法典》第452条第1款规定:“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或向法庭提交的诉讼文书,只要与诉讼或诉讼当事人有关,就不能对它提起任何刑事诉讼”。《英格兰和威尔士出庭律师行为准则》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律师对他在法庭辩护中的言论享有豁免权”。日本刑事诉讼制度中亦规定律师在法庭上辩护,不受法律追究,即使律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为一位有罪的被告人作无罪辩护,也不能追究律师的任何法律责任。此外,美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有关法律均对此作了类似的具体的规定。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由辩护律师所担负的职责所决定的,辩护律师作为司法公正天平上另一端的砝码,其主要职责是针对控方获取的有罪证据,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有效地行使自我辩护权。虽然从理论上讲,辩护律师与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但在具体的职责上却是矛盾的、对立的,且正是通过这种职责上的矛盾对立,来达到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目的。基于这种职责上的矛盾对立,加之由于客观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使得控辩双方可能就同一案件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检验辩护律师的言论是否与事实及法律相符,只能由诉讼的实践来证明,而不是由控方的观点、看法来决定的。如果仅仅因为律师在辩护中的言论与事实及法律不符,就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势必导致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畏首畏尾,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最终牺牲的却是控辩双方所共同追求的诉讼目标的实现及刑事诉讼价值的体现,是得不偿失的。
针对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存在的困境和现状,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尤有特别的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受传统“有罪推定”及国家主义司法观念思想的影响,社会公众,包括很多司法工作人员在观念上对犯罪嫌疑人是推定有罪的,认为其根本没有任何辩护权可言。司法实践中,对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中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普遍存在误解、不满、指责、干涉甚至打击和迫害。修正后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刑事辩护的风险明显增大,因办理刑事案件而遭公安、检察机关追究的案件数量直线上升。其直接的原因在于,修改后的《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刑事辩护的禁止性规定,由于其本身所明显带有的对律师行为特别规制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主观色彩,在实践中极易被一些公安、检察机关人为地曲解,成为追究律师“引诱”、“威胁”证人的法律责任的根据。该法实施以来,因公安、检察机关错抓、错拘辩护律师,造成了律师从事刑事辩护普遍的恐慌心理,全国范围内刑事案件的律师参与率急剧下降,一些律师直接宣称不办理刑事辩护业务,有的律师事务所甚至将不办理刑事案件作为一项纪律予以规定,使得原本就非常幼稚的刑事辩护制度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著名律师田文昌曾感慨,“在中国现阶段做律师是最难的,比什么时候都难,比哪个国家都难”(12)。学者指出,律师所遭遇的“迫害”,“不仅仅是律师的悲哀,也是国家法律制度的悲哀”(13)。因此,与那些律师职业有着悠久的传统并受到广泛支持和理解的西方法治国家尚且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相比,在我国这样一个律师制度作为泊来品而引进的、缺乏诉讼民主传统的国度,废除备受争议和诟病的现行《刑法》第306条规定,建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规则,明确赋予辩护律师包括在刑事辩护中发表的言论(包括口头和书面上的)不受法律追究及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向法院提供或者出示文件、材料失实的,不受法律追究等内容在内的刑事辩护豁免权就更显得重要和必要。

结束语
由于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地位的先天不足以及侦查机关、控方力量的先天强大,如果任其发展,将形成巨大的以强凌弱的局面,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4),“诉讼权利的不平等以及书面程序的秘密性,往往容易形成专制暴虐制度的危险”(15)。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现代各国无不通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来抵制司法的专横与任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国际组织的蓬勃发展,刑事被告人权问题开始成为国际人权运动的组成部分”(16),先后产生了多项人权保护国际公约,以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各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我国政府对刑事被告人人权保护问题也一贯极其重视,早在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就已经明确向世界宣布,“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都是中国人民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人民一贯遵守的原则”。江泽民总书记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促进和保障人权是各国政府的神圣职责。任何国家都有义务遵守国际人权公约,并结合本国国情和有关法律,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目前我国已签署和加入了近20项有关人权保障的国际公约,切实遵守这些国际公约中所确立的司法准则,不仅是一项国际义务,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保障人权、加快刑事司法民主化进程的需要,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因此,只有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进行深刻的剖析并不断地进行完善,才能真正地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切实地保障人权,最终达到刑事辩护制度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水平,使我国的律师刑事辩护事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注释:
(1)、[英]边沁:《政府片论》,商务1995年,第99页
(2)、[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
(3)、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
(4)、参见 :马进保:《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探析》,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
(5)、陈光中主编:《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66页
(6)、[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三联1999年,第99—100页
(7)、[英]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8)、冯春萍:《论控辩平等与被控人人权保障》,《法律科学》1998年第6期
(9)、汪建成:《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法制日报》1999年12月5日
(10)、转引 余正琨:《论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请求权》,载《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7期
(11)、樊崇义:《刑事辩护的障碍与困惑透视》,《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2)、田文昌:《中国名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13)、孙国祥:《步屣维艰的当代中国刑事辩护》,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第10期
(1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1997年,第154页
(15)、[英]梅利曼:《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52页
(16)、罗本琦:《刑事被告人人权的法律保护》,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2期


邮电部关于纪、特邮票结算办法的通知

邮电部


邮电部关于纪、特邮票结算办法的通知
1994年10月26日,邮电部

邮电部1993年规定,自1994年1月1日起,各类邮票的下发均由邮政总局分配到各省、区、市邮电管理局邮政处和中国集邮总公司。现对纪、特邮票的结算办法通知如下:
一、据测算,在各省、区、市局领取的纪、特邮票中,进入通信领域的占15%;进入集邮领域的占85%。因此,各管理局应对这85%部分,按其票面价格的一定比例向部交纳集邮利润。
二、按照部对邮票经营管理体制的要求,各省、区、市可以库存一些邮票,作为以后年度集邮业务的票源。为此,原办法允许各省、区、市将每年进入集邮领域邮票的10%做为库存,当年不上交这部分的集邮利润,而在第二年再按规定比例如数上交,每年以此类推。
三、从1994年起,纪、特邮票向部交纳集邮利润的比例为40.2%,在税后通过收支差额分配上交。
其计算公式:
本年应交集邮利润=〔上年规定所留库存面值+本年领取票
面值×85%×(1-10%)〕×40.2%
四、中国集邮总公司从邮政总局领取的纪特邮票按照上述二、三条办法执行。
其计算公式为:
本年应交集邮利润=〔上年规定所留库存面值+本年领取票
面值×(1-1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