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学生视力保护、全面开展学校卫生保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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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学生视力保护、全面开展学校卫生保健工作的通知
国家教委 卫生部
关于加强学生视力保护、全面开展学校卫生保健工作的通知
国家教委 卫生部
根据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结果，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还存在不少问题，视力不良的问题尤为突出。为了加强学生近视眼防治工作，国家教委于1987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十省、市学生近视眼防治工作研讨会；卫生部委托北京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中华医学会少儿卫生学会
于今年6月召开“全国学生近视眼防治工作座谈会”，以进一步推动近视眼防治工作的开展。
何东昌同志在十省、市学生近视眼防治工作研讨会上着重指出：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包括思想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身体素质。如果教育越发展，越普及，近视眼比例越高，那么带来的问题就越大。学生近视眼防治工作要人人抓、经常抓、科学地抓。希各级教育、
卫生部门根据何东昌同志上述讲话精神，针对当前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抓防治近视眼入手，全面推动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把保护学生视力，防治学生近视眼，做为当前学校卫生保健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
要继续贯彻原教育部、卫生部等十单位《关于贯彻执行〈保护学生视力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联合通知》精神，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开展体育活动，注意用眼卫生，改善采光照明的条件，使保护学生视力的工作尽快取得实效。
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和全体教育工作者都要重视学生视力保护工作，把它作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培养合格人才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学校领导、各科教师及班主任要建立岗位责任制，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上级教育部门要定期进行检查，并把学校保护学生视力和体育
卫生工作取得的成绩作为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
各级卫生部门要协同当地教育部门，督促各类学校做好学生视力保护工作。
二、重视学校各种疾病的防治工作
各级教育、卫生部门要加强合作，密切配合，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好学校卫生保健工作。降低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率，控制各种传染病，尤其是结核、肝炎等疾病在学校内的传播与流行。
各级各类学校、各级教育部门对当地学校发生的各种疫情，要及时上报教育和卫生主管部门。卫生防疫部门要协助当地教育部门及时采取措施，控制疫情。
三、加强食品卫生管理，合理安排学生的营养
保证学生合理的营养供给是增强学生体质的物质基础。各级教育部门及学校，尤其是办有学生食堂的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改善学生伙食，并根据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需要，合理安排学生营养与膳食，并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建立卫生检查制度，认真搞好食品卫生。卫生部门要加
强食品工作的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
目前部分地区试行的中小学生间食工作，是改善学生营养状况的一种新的尝试。开展这项试点工作的学校要切实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尤其要加强食品卫生管理，防止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四、要加强学校学生卫生教育工作
对学生进行卫生教育，使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有正确的了解，懂得一定的生理、卫生知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建立合理的生活制度，这是增强学生自我保健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学校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级教育、卫生部门要重视学生卫生教育工作，并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进行合
理安排，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展卫生教育工作。
五、加强学校卫生工作的管理，加强学校卫生保健队伍建设
各级各类学校要根据学校规模配备校医、专职或兼职的保健教师，负责学校卫生保健工作。要建立学校校医、专职或兼职保健教师岗位责任制，学校领导要定期检查他们开展学校卫生保健工作的情况。要加强各级学校卫生保健所的建设，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有专
人负责学校卫生工作，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部署好学校卫生工作，并定期进行检查，组织经验交流。
各级教育、卫生部门要认真进行研究，并积极创造条件，在高等医学专科学校、中等卫生学校、卫生职工中专等学校中，试办学校医学专业或专业班，以解决学校卫生保健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
各级卫生部门要加强学校卫生专业队伍建设，充实和提高这支队伍的数量和素质。目前大、中城市的卫生防疫站应成为本地区学校卫生技术指导中心，并加强对学校卫生的监督、监测工作和业务指导。
六、表彰学校卫生先进工作者
为了提高学校卫生保健工作及基层学校卫生保健人员的地位，鼓励基层学校卫生保健人员热爱并做好本职工作，各地教育、卫生部门要对在学校卫生保健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校医、保健教师及其他学校卫生工作者进行表彰和鼓励。
1987年7月8日
关于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有关工作的通知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国家经贸委 财政部
关于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有关工作的通知
外经贸资发[2002]59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委（厅、局）、经贸委（经委）、财政厅（局）、国税局、地税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外汇管理局、海关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
经过几年的努力,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工作在改善投资软环境、减轻企业负担、加强政府部门间的沟通与协作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做好2003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工作,继续贯彻执行《关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联合年检的实施方案的通知》([1998]外经贸资发第938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2003年3月1日至5月31日为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的工作时间。各地要严格按《通知》要求组织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联合年检，各部门要积极参加联合年检。
二、各地要加大外商投资联合年检宣传力度，努力提高企业的参检率。对不申报年检、未如实申报年检情况或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联合年检各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和处罚。
三、对与《通知》精神不符的作法要及时纠正，杜绝“搭车年检”现象的发生，加强对基层联合年检工作的指导，检查联合年检工作进度和《通知》落实情况，及时掌握并协调解决联合年检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保证本地区联合年检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加强联合年检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和配合。各部门应以联合年检为契机，切实改变管理方式，注重发挥部门间相互配合的综合协调管理作用。要在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加强对联合年检工作的协调。有条件的地区年检工作实行联合办公，地方财政予以支持。通过联合办公、联席会议等方式相互沟通意见，认真落实《通知》的各项规定，提高联合年检的水平。
五、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管理，规范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行为，对年检中需由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项目应做出具体规范，加大对违规操作的中介组织的处罚力度。对于年检中发现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存在的问题，及时向主管部门反映。
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调整外商投资企业外汇年检“外汇内容表”的通知》（汇发[2002]124号）中“外汇收支情况表”仍由注册会计师填写。
六、联合年检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及时清理和注、吊销“三无企业”。对当年和累计已撤销批准证书的企业数要做出统计，并在联合年检工作总结中列明清理和注、吊销情况。
七、按照《通知》规定，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仍按原标准收费外，联合年检各部门不得增加新的收费。对违反规定，借联合年检之机向企业收费或变相收费以及未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年检等增加企业负担的“乱收费、乱检查”行为要坚决予以清理。
八、为提高联合年检办公效率、减轻企业负担，2003年在安徽、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开展外商投资企业网上联合年检的试点工作，并逐步向全国其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
九、要加强对联合年检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联合年检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和业务素质，为企业提供公开、透明、规范的服务。通过设立联合年检咨询和投诉机构等，接受外商投资企业咨询和投诉。
十、为保证联合年检汇总数据的质量，各地年检数据上报前应实行分地区预会审，各地外经贸主管部门要根据会审工作要求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十一、各地要加强年检数据的统计分析，利用联合年检的信息资源和资料，深入分析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以及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和交流。
特此通知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二OO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论侵害生命权在民法上的责任
法学评论 发表时间：199805
曹诗权/李政辉
生命权，作为自然人最根本的权利，理应受到法律慎密的保护，民法对损害的救济当不可或缺。但在我国现阶段，数个民事法律法规分别就侵害生命权所生责任作出规定，各法规内容不仅有不合理之处，而且相互冲突，这最终导致侵害生命权的侵权人所承担的责任偏轻。本文就侵害生命权行为在民法中所应承担责任的若干问题，提出笔者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大方。
一、因死亡而生的求偿权之归属
自然人生命的丧失，必然导致其民事主体资格的灭失及权利能力的消灭，此乃民法不可动摇的基本理念。当自然人的生命因归责于他人的原因而丧失时，死者已无权利能力，无从取得向加害人主张赔偿的权利，权利继承也无从谈起，所以死者近亲属请求赔偿的权利缘何而来，则成为构建一合理的侵害生命权责任机制所必须解决的前置性问题，是确定相应的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的前提。对此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不同观点，归纳起来有如下五种：一是民事权利能力转化说，认为自然人的死亡，其民事权利能力由存在到不存在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损害赔偿请求权；二是加害人赔偿义务说，认为加害人因其行为所生的赔偿义务不因被害人死亡而消灭，故被害人的求偿权由其继承人继承；三是同一人格代位说，认为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二者的人格在纵的方面相连结，而为同一人格。故被害人因生命权遭侵害而生的赔偿请求权，可由其继承人取得；四是间隙取得请求权说，认为被害人从受伤到死亡有间隙，在此间隙中，被害人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五是双重直接受害人说，认为生命丧失的直接受害人是死者，而财产损失的直接受害人则是死者的近亲属，故其近亲属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注：参见王利明、杨立新、姚辉编著：《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4页。）笔者认为，以上诸种学说都不能合理解释死者近亲属享有求偿权的事实，理由如下：
1.民事权利能力转化说认为死亡乃是一过程，在此过程中，被害人取得求偿权，当被害人死亡后，其求偿权依继承而转移。此说的矛盾之处在于：依该说，被害人正处于死亡的过程中，则其应是还未死亡尚有生命的活人，一活人怎能取得因死亡而生的损害求偿权。由此显见该说之不合理。
2.加害人赔偿义务说回避了死者近亲属求偿权的来源问题，转而单方面强调加害人的义务。在法律上“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6卷，第16页。）该说所提出的义务因为缺乏相对应的权利，其实根本无法存在。
3.同一人格代位说的基础是人格合一，即不同的自然人其人格是同一的。在人格独立已成为根深蒂固之观念的现代，这种学说已丧失了哲学理论及社会公众心理的支持，并无存在的土壤。
4.坚持间隙取得请求权说同样会陷入尚未死亡的自然人将取得因死亡才产生的求偿权的怪圈，并且该学说对加害行为立即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无法自圆其说，故此说亦不足取。
5.双重直接受害人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此问题的本质，但也存在理论上的重大不足。从加害人的角度而言，既然该说认为侵害生命权的场合存有双重直接受害人，且各受害人遭到的损害分别为“生命权人生命丧失的损害事实”和“生命权人的近亲属的财产损失的损害事实”，（注：王利明、杨立新编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则加害人应负不同的赔偿义务方为合理，
何以加害人仅仅只有一个赔偿义务？从受害人的角度而言，死者与其近亲属遭受侵害的权利种类相异，所受损失性质也不同，何以会“享有一个共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注：王利明、杨立新编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由此矛盾观之，足见本说之不合理。
既然在解释死者近亲属求偿权之基础时，旧有的学说皆不足取，则重新构建一科学的求偿权基础理论就是必须的了。笔者认为，为达此目的，需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死者之人格利益应由公法保护
通观旧有的学说，我们不难发现各学说都是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前提，即求偿权只能由死者先行获得。正是此前提导致各学说在理论上的不圆满。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人们固有的观念：死者生命权既已遭到侵害，则其取得民事赔偿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观念并不正确。
死者生命丧失的是非曲直应由公法作出裁判，而不是对加害人科以私法上的责任，由其以金钱赔偿的方式了结。相反，仅仅只由加害人赔偿金钱达不到法律对生命权保护的目的。换言之，私法在对生命本体的救济上是无能为力的，这是因为：
（1）生命权的地位决定了公法保护之必要
公私法的划分由来已久，已成为大陆法系基础性的观念。虽公私法的分类标准有主体说、意思说、利益说等诸种学说，各学说聚讼纷纭，但透过各学说表面的争执，“亦不难发现划分公私法的大体规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即公法以公权力对事关国家、社会利益的事务进行调整，而私法局限于对平等的私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从自然人的角度观之，生命体现着最高的人格利益，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权利。具有终极意义的生命权已超出了个人意思自治的领域，“生命权的生命利益支配权是有限制的”；（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从社会的角度观之，
生命权所承载的生命利益已超越了纯粹私人利益的范畴，而进入了社会利益的领域。人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分子，同时也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人的生命同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相关”，（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非法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为，
在侵害个人生命权的同时也侵犯了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是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挑战。故此，应由公法凭藉国家强制力对侵害生命权的行为作出处罚，以一体保护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利益。
（2）生命权的固有特性决定民法救济之不能
民法对权利的保护以存在权利的主体为前提。而“生命权则非有死亡发生，不能认为受侵害”，（注：龙显铭：《私法上人格权之保护》，转引自杨立新：《人身权法论》，第400页。）当生命权受到侵害时，生命权的主体已死亡，死者无民事权利能力，所以无从取得权利以要求民法提供保护。在此情况下，民法对生命权的保护已失去了保护对象。并且民法对权利的保护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为首要目的，而生命的丧失却是无法补偿的，因为“生命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注：汤海庆：《生命健康权研究》，载《当前民法经济法的热点问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且生命也没有法律的替换品或代替物。
故而，对生命权的保护，与其在民法的悖论中绕圈子，不如正本清源，将此任务归还公法，即“死亡公民的人格利益，应由公法来保护。”（注：薛虹：《非财产损害刍议》，载《现代法学》1994年第5期。）
（3）民法仍应规定生命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