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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的处分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对一起经济纠纷案的法理分析

杨涛 谢健

案情简介：1997年2至3月间，王某与刘某相识后，逐渐发展成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后双方商议各自离婚再结婚。1997年8月刘某与前夫离婚，同月王某出资10万元为刘某购买往宅一套，房产所有权人登记为刘某，并由刘一直居住。1998年3至4月，王某又向刘某提供现金5万元和价值3万元的空调，同年4月21日，刘某向王某出具欠条一张，上书：“假如我嫁给别人，我将把购房款10万元、现金5万元、空调款3万元计人民币18万元归还给王某。”事后，双方产生矛盾，王某遂诉至某区法院请求归还上述款项。

王某在诉状中称：他与刘某就这18万元之间的关系是借贷关系，该借贷附了终止条件，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现在刘某要嫁给他人，应当视为所附的终止条件到来，刘某理应归还所欠的款项。在诉讼过程中，王某之妻杨某以此18万元是夫妻共同财产，而王某未经其同意擅自处理侵犯了其财产共有权为由要求参加诉讼，但法院未予准许。

某区法院一审与某市中级法院二审判决认为：刘某出具给王某的欠条违反了第七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的规定，违背了公序良俗，根椐第75条“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果所附的条件是违背法律规定或者是不可能发生的，就当认定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该欠条不能证明王某与刘某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其次，王某提供给刘某的18万元实质上是赠与行为，因此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王某与杨某对该判决均不服，在判决生效后向某省检察院申请抗诉。某省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王某给刘某的18万元未经其妻杨某的同意，侵犯了杨某的夫妻财产共有权，杨某对本案争议的18万元有独立的请求权，法院不准许杨某参加诉讼，违反了第119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的规定，漏列当事人，程序违法。因此，某省检察院以终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为由向该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

经某省高院的指令，某市中级法院再审认为：王某给付刘某的18万元时正处于双方同居期间，当时王某并未要求刘某出具任何手续，而是事隔一段时间后为了继续保持双方的同居关系，防止刘某另嫁他人，才要求刘出具欠条。事实上双方同居期间，王某并未要求返还，而是双方同居关系一旦结束，王某想要继续同居目的不能达到，又不甘心金钱损失，才诉至法院。由此可见王某给刘某的18万元是特定目的赠与行为，刘已实际接受，该赠与行为已经完成。其次，王某将18万元给刘某是通过购买实物及现金，而购买的实物又转入刘某所有，实际给付的是货币。货币所有权是以货币为标的物成立的所有权，货币的价值，并非基于货币的物质素材本身，而是基于国家的法律规定和全社会的信赖，因而对于货币的现实占有人，不问其取得原因如何、有无正当权利，而问其货币价值的归属者，尤其是作为交易媒介，货币的所有必须与占有相一致。王某对这18万元系占有人即所有人，其对18万元的处分是有权处分的行为，而杨某并非这18万元的占有人也非所有权人，即使是夫妻共同收入，在王某处保管，由于货币的特殊性质，王某对这18万元有权处分，刘某接受了这18万元就成了这18万元新的所有人，刘某与杨某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另外，王某以借款纠纷向法院起诉，双方当事人是王某与刘某，杨某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因而在实体和程序上都无权请求返还这18万元。据此，再审判决维持了原终审判决。

评析：本案历经一审、二审、检察机关抗诉、再审，最终仍以王某败诉、拒绝杨某参加诉讼而告终。但是笔者认为，无论是一审、二审法院还是检察院、再审法院都没有理清本案的法律关系，抓住善意取得制度这一核心法律问题，从而导致判决不具法理说服力，不能令人满意。

笔者认为，要正确判明本案，首先要厘定本案中涉及的三个法律关系：

－、王某与刘某之间就这18万元发生的法律关系是赠与关系还是借贷关系？我们认为很明显是赠与关系，这在几次判决中也阐述的很清楚。王某在与刘某同居期间，陆续将这18万元转至刘某名下，其目的是想要刘某保持与其同居，依照的有关规定，赠与合同是无偿、实践、不要式合同，赠与标的一经交付，合同便依法有效。但在合同生效后，刘某应王某的要求出具了一张欠条，可视为双方对原合同进行了变更，即对该赠与合同附加了解除条件，即如果刘某嫁给别人，其获得的赠与财产返还给王某。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该解除条件显然违反法律规定、违背了公序良俗，应认定所附条件无效。但合同的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且造成无效的责任显然在王某，王不具有合同的解除权，因此，该赠与合同依法有效。

二、王某与杨某之间关于这18万元的法律关系。首先应该明确，王与杨是夫妻关系，这18万元也是夫妻共同财产，此笔巨款在民法上性质是共同共有。对于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的处分，在该财产未分割前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同意。在本案中，王某将18万元赠与刘某，显然未征得杨某的同意，因此王某侵犯了杨某享有的共同共有财产所有权，是一种侵权的民事法律关系。杨某基于王某的侵权行为可以向王某追偿，这一点在检察院的抗诉理由中也得以阐述。

三、杨某与刘某关于这18万元之间的法律关系。前面我们已经阐述，王某与刘某之间是赠与关系，王某与杨某之间是侵权法律关系，那么杨某与刘某之间是否存在法律关系？这关系到杨某能否基于王某的侵权行为主张王与刘的赠与行为无效而向刘某追偿这18万元，这也是本案的关健。我们认为应当运用民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来加以分析，所谓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占有人在不法将动产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果第三人在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即不知或不应知道）就可依法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第三人在取得动产的所有权以后，原所有人不得要求第三人返还财产，而只能请求转让人（占有人）赔偿损失。第89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第十七条第二款也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第三人刘某如果取得这18万元时是善意的，那么就取得所有权，杨某也无权主张刘与王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我们认为刘某取得该财产时应当不是善意的，首先，刘某与王某是非法同居，且王并未与杨解除婚姻关系，从一般常理来讲，刘某应当知道该巨额财产是王某与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除非有足够的相反证据证明。其次，我国司法实践中，如果第三人是无偿取得某项财产，则不论其取得财产时是善意还是恶意，所有人都有权要求第三人返还原物。因此，我们认为，杨某与刘某存在不当之利之债的法律关系，杨某有权要求刘某返还该18万元。但我们遗憾地看到，检察院的抗诉理由却未运用善意取得制度来深入阐述本案。而法院的再审判决却把对货币的占有等同所有，把货币等同无因证券，从而抹煞了善意取得制度。众所周知，有些证券（如票据）具有无因性，但这种无因性是指该证券的占有人在行使权利时可对抗义务人，而证券的恶意占有人并不能以此对抗原所有人向其主张权利。更何况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并不是证券，在民法中性质是种类物，民法将物分为物定物与种类物，主要基于以下法律意义：1、基于客体是物定物与种类物，可产生不同的法律关系；2、所有权移转的时间不同；3、意外毁损灭失的法律后果不同。货币本质上仍是物，自然应遵循物权的基本原理，遵循善意取得制度，如果货币的占有人与所有人分离，占有人将该货币转让，应看第三人取得时是否善意，如果不是善意，所有人当然有权主张转让行为无效。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杨某是否有权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结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必须具备如下条件：1、必须以他人之间的诉讼正在受诉法院进行为前提；2、对他人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具有实体的请求权；3、以起诉的方式参加诉讼，并以本诉的双方当事人为被告。本案中，杨某是这18万元共同财产的共同所有人，对于王某的侵权行为及刘某的不当得利之债享有独立请求权，有权要求法院对王与刘之间的赠与行为予以撤消，因此，其当然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参加诉讼。

最后，有一点我们认为必须补充的是，无论依照社会公德、善意风俗还是立法本意，在婚姻关系中，应依法保护无过错一方，对第三者的不当利益不予支持，以维护正常婚姻关系，这是本案审判时应当考虑的。

综上所述，本案中王某对其赠与刘某的财产无权要求返还，但杨某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参加诉讼，法院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支持杨某的诉讼请求，判决王某与刘某的赠与行为无效。如果刘某因该赠与行为的撤消遭受损失，能否要求王某予以赔偿，应视当时具体情况而定，此是后话，不在本诉考虑之列。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邮编：341000




不要被外国人忽悠了——关于正当防卫的法律与法理答雅典博友Protagoras

龙城飞将


　　我在博客上发表《锯箭与后半截——读雅典学园oldfrankly博文《给马克昌讲个荤段子》有感，兼及法官不能解释法律（九）》，法家发表了评《锯箭与后半截》，并将此文贴在我的博文的下边。然后，我俩个老兄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为了回复法家，都耽误了去公园打拳。这是今天早上的事情。刚才打开电脑，发现又有一些博友踊跃地参加到中来，把大家彼此的讨论意见拷贝下来，用word计算了一下，居然有几千字。这些内容成为我的另一篇博文：《法家梁剑兵等诸位博友因关于法律解释的讨论》。
　　事情的发展总是有点戏剧性。法家可能看到我这篇博文了，但还没有回复我。但另一位博友热情地发言了。博友Protagoras给我留了言，并且把他的留言成为博文发表在雅典学园。接下来，博友wensidun也留下了他的评论。现在对他的文章进行回复：

　　我非常同意博友wensidun所讲的第三点，即在中国讨论刑事问题，应当以中国的刑法为标准。若讨论刑事立法问题，则可以借鉴国外的刑事法学理论。

　　Protagoras 批评我和法家，“不学刑法学，如何谈论刑法解释？”这就把我问糊涂了。在网络上，总有人说我不懂法，包括法家也讲过这样的话。但我一直没有得到他们确切的信息：我哪句话不懂法。难道我比那些胡说八道的泰斗还不懂法？至少有些泰斗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那么，如何才是学了刑法？Protagoras给我们开出的药方是使用“阻却事由”这个概念。这就真把我这个不懂法的人弄糊涂了。我想问一声，“阻却事由”是外国刑法学的概念，还是中国刑法的概念？若是外国刑法学的概念，是属于刑法的法理学，还是法律学？批评者在讲这话的时候有没有分清楚刑法的法理和法律？在讨论许多案件的时候，我发现许多著作等身的泰斗大师往往会与人们玩概念的捉迷藏，该讲法律的时候他们就用法理来胡搅和，该讲中国法律的时候他们就用外国的法律胡掺和，该讲中国法理的时候他们用外国的法理代代替。他们忘记了，这是在中国，讨论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问题，不是理论问题，不是立法问题。

　　Protagoras讲道：“正当防卫是刑法上的积极抗辩，即所有要件都成立为犯罪时，由被告方主张合法的防卫而消除罪责或免除、减轻罪责。”
　　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这实质上是邓玉娇判决书上的观点。而且，这样的表述方法太理论化，使我们这些不懂法律的人难以理解，最好是直接使用法律的规定，刑法上的语言，最好不要在刑法之外另辟蹊径。
　　遇到刑事案件，应当把刑法作为一个体系来适用，不可割裂。以邓玉娇案为例，这是有些人说她是正当防卫，又防卫过当，又有人说她属于特殊防卫，此时应当将刑法的总则、刑法20条与与刑法第234条结合运用。即应当先确定她是正当防卫，还是主动攻击别人。若是后者，直接适用234条。若是前者，则看后果。若一般的伤害，仅对加害人赞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则为一般的正当防卫。若超过正当限度，为防卫过当。注意，是由于防卫而过当，并不是主动攻击别人。若是造成加害人死亡、重伤等，则看是不是正处于第三款所讲的几种情形。决不可以倒过来。
　　邓玉娇案的判决存在的问题，是把法律的适用割裂开来。第一，割裂了20条和234条之间的关联。第二，割裂20条三款之间的关联。而且在判决书证明顺序上也是前后颠倒，它是先说邓玉娇犯了故意伤害罪，后说有防卫、自首等情节。显然是本末倒置。

　　Protagoras 指出，【注意】“消除罪责与免除、减轻罪责的区别，正是龙飞君想表达而又没有表达清楚的”。
　　我觉得Protagoras是误读我的观点，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仔细读我的文章，也没有仔细读法家给我的留言和我的回复。我所要说的是，在邓玉娇案件上，在事实已经查清的情况下，适用法律时应当20条与234条结合运用，20条应当统一考虑，这样得出的结论，即判决才是符合立法精神的。
　　再具体一点说，我的逻辑是，确定邓玉娇是正当防卫——确定她是面临刑法20条第三款之强奸犯罪¬——她造成加害人伤亡不负刑事责任。而判决书的逻辑却是颠倒黑白：确定邓玉娇故意伤害他人致死——确定邓玉娇有自首、精神病、正当防卫的情节——定罪，但不判刑。实际上判决书是充满矛盾的，既然故意伤害他人致死这个结论成立，无论什么情节也不至于到免于刑罚的地步。

　　接下来，Protagoras【给一个参考答案】：“冈特.施特拉藤韦特《刑法总论》（p75）：‘与阻却事由无关，但却属于正当防卫的，是有关防卫过当的特殊规则，即由于惶惑、害怕或者恐惧而防卫过当的，不受刑罚处罚。这只涉及到纯粹的免责理由。该规则只适用于法律列举出的几种微弱情绪，而不适用于激怒、复仇等强烈的情感。’”
　　果然是参考，只能给人们参考，因为这结论根本不可靠。最大的问题是容易把国内真正没学懂法学的人弄?骸?br> 　　第一、在中国，遇有正当防卫的案件，只能执行《刑法》第20条，不能执行冈特.施特拉藤韦特《刑法总论》。换句话说，不能用外国人写的刑法法理学著作代替中国的刑事法律。
　　第二、刑法第20条全部都在讲正当防卫。第一款界定正当防卫的条件。第二款讲防卫过当仍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就是说，在正当防卫时有一部分行动超出了必要的限度，超出部分为防卫过当，但一定是在正当防卫成立的前提下才能构成防卫过当。若正当防卫不成立，那就是群殴或是主动攻击别人，不适用《刑法》20条。正因为是这样，第二款才明文规定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时，“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三款讲特殊防卫仍属正当防卫，此时的话语讲得非常明白，遇有第三款所列之特殊情况时受害人即使造成加害人伤亡亦不负刑事责任，不属于防卫过当。在适用法律时这三款内容应当联系在一起，不应当如用古代那个外科医生一样用锯箭法锯掉一半。
　　换言之，正当防卫内涵已经由第一款讲明，其外延则由一般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和特殊防卫这三种类型构成。一般正当防卫仅是造成不法侵害人损害（由第一款涵盖其外延），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而特殊防卫则是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
　　所以，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特殊防卫，当邓玉娇这个弱女子遇到紧急情况，从来都是善良温顺的她如何能在瞬间把正义与非正义分得清楚？她有时间作这个思考吗？她是在把邓贵大击翻在地之后又不停在用刀剌他吗？如何界定这个瞬间发生的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
　　Protagoras 所谓“由于惶惑、害怕或者恐惧而防卫过当的，不受刑罚处罚”，是属于定罪不处罚，还是不定罪不处罚，我们不得而知，希望Protagoras君能够指点迷津。
　　“防卫过当的特殊规则……只适用于法律列举出的几种微弱情绪，而不适用于激怒、复仇等强烈的情感”，对应我国的《刑法》第20条的哪些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可知指点迷津？

　　紧接着，Protagoras为我们诠释他的外国刑法理论：“ 正当防卫可以区分为（1）阻却（即消除）罪责的防卫与（2）免除（即宽宥）的过当防卫，法律规定的无限防卫属于前者；进一步必然还存在（3）不能免除（但仍可适度宽宥处罚尺度）的过当防卫。
　　在这种语境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两种正当防卫概念：
　　一、属于第（1）情况的正当防卫，其余则对应为过当防卫
　　二、属于（1）（2）（3）情况的正当防卫，即基于客观存在防卫情景的或可阻却定罪、或可免除罪责、或可宽宥定罚的防卫。在这个概念上，过当防卫不是其矛盾概念，而是其种概念。
　　概言之，“正当防卫”一词（注意是语词），可以表达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当无罪防卫，正当条件防卫（条件正当，防卫可能正当、可能过当）。”
　　我硬着头皮读了几遍Protagoras的这番话，我真的不懂Protagoras所说的刑法了，这段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云山雾罩。我很怀疑这段话的译者有没有把外国作者的意思弄明白。也很怀疑视外国作家“金玉良言”为圭臬的中国法学家们是否搞清楚了没有外国人的思维，是否搞清楚了没有外国的月亮是不是比中国的圆？很怀疑这是在讲中国，还是外国？
　　在中国，研究中国条件下的正当防卫，要用中国的语境，中国的法律，不要用外国的语境，外国的法律。这是在中国从事法律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外国的法理是与外国相对应的，拿它来解释中国的法律，难免不会牛头不对马嘴。Protagoras虽然如新月一样，很热心地给我介绍书读，并且很负责任地教训我们没有学好刑法，好像我们是一张白纸，但他其实是多余的思维了。其实，能够获得教训别人的资格，应当首先明白别人在讲什么，要与别人的概念对上频道，不要说到两岔。
　　关于正当防卫，Protagoras给我们开出了这样的清单：“正当防卫可以区分为（1）阻却（即消除）罪责的防卫，（2）免除（即宽宥）的过当防卫，（3）不能免除（但仍可适度宽宥处罚尺度）的过当防卫……概言之，‘正当防卫’一词（注意是语词），可以表达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当无罪防卫，正当条件防卫（条件正当，防卫可能正当、可能过当）”。这哪里是清单，简直是一本糊涂帐。我们不得不向Protagoras请教，你这分类是依据中国的法律，还是那个外国教授？你讲的这几个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哪个是种概念，哪个是属概念，种概念的外延相加是不是等于属概念的外延？每个概念具体是含义？
我们还得向Protagoras君请教，你的正当防卫理念是讲中国的刑法20条吗？如果是，法律已经规定得十分清楚，还需要你来新的解释吗？如果不是，能够用外国的理论来代替中国的刑法吗？

　　最后，Protagoras君用传神之笔为我们点化出【刑法第20条的关键】：“刑法20条的关键……并非无限防卫权……邓玉娇行为最复杂的因素在于“惶惑、害怕或者恐惧”与“激怒、复仇”情绪难以区别……依据无罪推定法理……在侵害与防卫的复杂暧昧情况下，法律只能偏向防卫人……公民，请你不要选错了法律角色。”
　　可能我们是悟性太低，如果我们是没有学过几年法学和法律，仅仅读《刑法》20条，可能我们不明白法律的含义。一旦我们被强拉去听专家们布道，可能就越发糊涂了。从Protagoras的叙述来看，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他所说的《刑法》第20的关键是什么。
　　我同意Protagoras君“刑法20条的关键……并非无限防卫权”，但一定是包括无限防卫权在内的正当防卫这个大的范畴。
　　难道《刑法》20条的关键是“邓玉娇行为最复杂的因素在于‘惶惑、害怕或者恐惧’‘与‘激怒、复仇’情绪难以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而不是法理，也不是冈特.施特拉藤韦特所在国家的法律和法理，有这样的规定吗？
　　“依据无罪推定法理”，这话出自Protagoras君之口，我为之称赞，但又为之惋惜。称赞的是他造成无罪推定这一重要刑法原则，实际上也是刑法的大的规范。惋惜的是他把这理解为法理。
　　无罪推定，又可称为无罪类推（与有罪类推相对应），简单地说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
　　众所周知，无罪推定最早是在启蒙运动中被作为一项思想原则提出来的。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抨击了残酷的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提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无罪推定是一种典型的直接推定，无须基础事实即可证明无罪这一推定事实的存在。换言之，证明被告犯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人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在这个阶段，可以说，无罪推定是一个法理。
　　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国际公约确认和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行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1948年无罪推定原则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一联合国文件中被首次得以确认。该宣言第11条（一）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 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2项规定，任何被指控实施犯罪的人在依法被证明有罪之前应被假定为无罪。我国参加制定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也规定了此原则。
　　无罪推定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加拿大宪法》第11条、法国2000年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典以及《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 章第40条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其作为一条重要的法治原则规定于宪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