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
国家宗教事务局 中共中央统战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
国宗发〔201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统战部、政府宗教局、发展改革委、民政厅（局）、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统战部、民宗局、发展改革委、民政局、财务局：
为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相关规定，提出以下意见。
一、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意义
服务社会、利益人群是我国各宗教共同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发扬济世利人精神，积极参与和开展各种公益慈善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但是，与社会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相比，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积极意义的认识还不够充分，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相关政策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政策执行力度需要继续加大；宗教界参与和开展的公益慈善活动管理还不够规范，优势和潜力有待进一步调动和发挥。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号召和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有深刻的信仰基础、悠久的历史传统、较高的社会公信度。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是新形势下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要求，是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积极作用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有益补充。
二、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创新思路，积极支持和鼓励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并依法予以规范和管理，引导宗教界公益慈善活动健康有序开展，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中的积极作用。
（二）工作原则
1.积极支持。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鼓励宗教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的重要精神，统一思想，协调一致，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支持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努力调动好、发挥好、维护好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平等对待。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宗教界依法开展的公益慈善活动和成立的公益慈善组织，在税收减免、政府资助、用水用电等方面享受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同等优惠，切实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
3.依法管理。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加强对宗教界设立公益慈善组织、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的规范和管理，引导其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确保其健康有序发展。
4.完善机制。要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形成民政部门登记管理、宗教事务部门综合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合力做好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管理和服务工作。要帮助宗教界健全公益慈善机构，培育公益慈善队伍，强化自律，完善监督，形成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的长效机制。
（三）目标任务
各地和有关部门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相关政策进一步明确，管理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政策执行力度进一步加大；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主动性、规范性、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积极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三、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主要范围
要根据宗教界自身的特点，引导宗教界扬长避短，在最能发挥自身优势、体现自身价值的公益慈善领域开展活动。
当前，重点支持宗教界在以下领域开展非营利活动：灾害救助；扶助残疾人；养老、托幼；扶贫助困；捐资助学；医疗卫生服务；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法律和政策允许的、适合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发挥积极作用的其他公益慈善活动。
四、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基本形式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界人士可以通过以下形式开展公益慈善活动。
（一）为公益慈善事业捐款捐物。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捐赠收入、宗教服务收入、经销宗教用品收入及其他法律法规未限定用途收入，宗教界人士的个人合法收入，可用于公益慈善活动。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可以为重大灾害救助以及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公益慈善项目，号召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捐款捐物。
（二）设立公益慈善项目。具备条件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可内设专门机构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宗教界可根据社会公益慈善需求和自身能力，结合本宗教的传统，设立公益慈善项目。公益慈善项目的设立及活动开展情况，应当报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
（三）设立公益慈善组织。宗教界可以依法设立公益慈善组织。宗教团体可依照《社会团体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暂行规定》的规定，申请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宗教界可依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申请设立基金会；依照民政部《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申请设立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养护、康复、托管等服务的社会福利机构，并进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规定，申请设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并进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宗教界依法设立的公益慈善组织，应当接受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管理。
五、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可以享受的扶持和优惠政策
国家鼓励和支持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宗教界依法从事的公益慈善活动可以享受或者参照享受以下扶持和优惠政策。
（一）宗教界依法开展的公益慈善活动和设立的公益慈善组织受法律保护，享受与社会其他方面同等的优惠待遇。
（二）企业和自然人向宗教界成立的符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公益性社会团体的公益性捐赠支出，按照现行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准予在所得税前扣除。
（三）经国务院主管部门依法批准成立的属于社会团体的宗教界公益慈善组织接受境外捐赠人无偿捐赠的直接用于扶贫、慈善事业的物资，依照税收法律法规，减免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四）宗教界依法设立的公益慈善组织、社会福利机构，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资助补贴，其生活用电比照居民生活用电价格执行，生活用水按居民水价执行。
（五）享受法律和政策许可范围内的其他扶持和优待措施。
六、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
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要自觉维护国家利益，主动接受政府指导和社会监督，努力促进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
（一）依法开展活动，维护国家利益。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时，应当自觉遵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在法律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不得在公益慈善活动中传播宗教。要自觉抵制各种以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为名进行的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不受境外势力支配，不接受境外附带政治和宗教条件的资助、捐赠和合作。
（二）坚持自觉自愿，注意量力而行。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应当坚持自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宗教界也不得以从事公益慈善活动为名向信教群众强行摊派或变相摊派。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时，要充分考虑自身的承受能力和组织水平，结合自身实际和社会需求，突出特色，量力而行，避免因贪大求全，加重自身和信教群众负担，影响教务活动的正常开展。
（三）规范科学运作，提高管理水平。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要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制订和完善工作规划、报告制度、评估制度、信息公布制度、财产管理制度，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培育专门人才队伍，不断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自我完善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宗教界公益慈善活动的长期化、制度化、规范化。
（四）接受指导监督，注重诚信公信。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要坚持非营利的原则，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指导、管理、监督和检查。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的年度情况和工作计划，要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告。宗教界设立公益慈善组织，开展公益慈善项目要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单独核算，实现公开、透明。公益慈善活动的资金来源和使用等情况，要定期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和捐赠者公布，接受有关部门、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防止少数不法分子以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为名聚敛钱财和进行其他不正当活动。
七、加强组织领导
地方党委、政府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中央的精神和要求上来，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公益慈善需求和宗教界自身实际，科学谋划、合理统筹，研究制定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具体措施。
有关部门要根据中央的要求，各负其责、加强协调，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指导、协调、支持和管理工作，确保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各项政策措施有效落实。民政部门要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做好宗教界依法发起设立的公益慈善组织的登记管理工作，协助有关部门依法落实宗教界设立的公益慈善组织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发展改革、财政、税务等有关部门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统一认识，细化举措，一视同仁地落实好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应当享有的价格、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扶持和优惠政策。宗教事务部门要加强调研指导，搞好协调服务，积极主动地做好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工作。对于社会需要却又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遇到登记难问题的宗教界拟设立的公益慈善组织，各级宗教事务部门可以视情担任其业务主管单位，为其顺利登记创造条件。在具体工作中，要注意发现先进典型，认真研究、总结和推广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中涌现出的好形式、好方法和好经验。对于在公益慈善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界依法设立的公益慈善组织、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要予以表彰和奖励，并予以适当的宣传报道。对于宗教界在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募集捐款、拒不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等问题，宗教事务部门要会同相关职能部门依法进行监管和查处。
宗教团体要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和协同自律作用，积极采取措施，扎实有力地推动宗教界公益慈善活动的开展。要结合本宗教特点和实际，制定本地区本宗教公益慈善活动规划，加强对有关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界人士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指导和管理。要健全公益慈善活动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可视情设立专门委员会，承担信息沟通、资源协调、统筹指导等任务。
国家宗教事务局
中共中央统战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民 政 部
财 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六日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理性认识
朱 晓 卓
摘要：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是解决公众健康与药品专利保护冲突问题的一种平衡措施，面对日益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强制许可实施的可能性剧增，文章根据TRIPS框架下关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规定，结合实际对其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并提出实施该措施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尤其强调了强制受益方的义务。
关键词：药品专利、强制许可、TRIPS、公共健康
近年来，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连续爆发，造成了禽流感防治特效药物“达菲”供应出现短缺，而该药品专利权拥有者瑞士罗氏制药公司却在转让生产权上设置了诸多障碍。面对正在广泛传播的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这一人类共同的灾难，印度、泰国、越南等国政府或企业已宣称在必要的情况下将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从而达到生产“达菲”的仿制药的目的。可见，对于日益严重的公众健康危机，药品专利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的矛盾也越发明显，专利强制许可无疑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条途径，但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至今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原因在于这种权利行使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必须对此有充分的理性认识。
1. TRIPS框架下关于药品强制许可的规定
强制许可的规定最早出现在1883年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当中，希望通过建立强制许可制度防止专利人滥用权利，以保证专利权人的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平衡，以体现社会的公正、公平。1994年底,各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基础上,将知识产权纳入到世界贸易的范畴,签订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以下简称TRIPS），这一理念和目标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一方面要防止专利权人滥用权利，另一方面也要顾及第三方合法权利，强制许可措施不得与专利的正常利用不合理地相冲突，而且也并未不合理地损害专利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即要防止政府随意侵犯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TRIPS同时也将药品及其生产过程纳入了专利保护体系，要求成员方对药品及其生产过程提供专利保护。2001年底，WTO（世界卫生组织）在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达成了《关于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以下简称《多哈宣言》），赋予成员国在公共健康危机下对药品专利行使强制许可权。
《多哈宣言》的意义在于承认出于 TRIPS公共政策的目标，TRIPS对于药品保护问题的解释应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以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如果过于偏重专利人的利益，而无视公众的基本权益，势必会影响知识产权这一私权利的实施，更不利于知识产权制度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推广。
2.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性质分析
根据TRIPS协议，各成员应当规定以下几种类型的强制许可：合理条件强制许可、公共利益强制许可、依存专利强制许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强制许可[1]。
药品属于特殊的商品，和公众健康息息相关，具有救死扶伤的重要价值。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属于公共利益的强制许可，只有国家在紧急状态下或在公共的非商业性使用的情形下才能授予该许可。对于公共利益的强制许可，必须是为了实现国家公共利益，一般涉及的双方是要求实施强制许可的国家和发明专利权人，而其他类型强制许可，一般涉及的双方是发明专利权人和另外一方要求实施专利的单位和个人。
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是政府的一项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必须要合法、合理，必须有相应的理论依据作为基础，如果仅仅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来看，实施药物专利强制许可已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利，从这个层面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必须严格依据行政法学中的行政应急性原则，以保证该行为的合法化。
3.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践价值
实际上，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在专利、商标或者版权领域极少使用强制许可这种救济措施。欧洲各国虽然不同程度地在立法中规定了强制许可，但往往是附加了严格的限制，在实践中也极少采用强制许可措施。如德国唯一发布的一次强制许可是德国联邦专利法院根据德国专利法中的公共利益规定授予人类免疫干扰素以强制许可，即便如此，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是推翻了这一强制许可。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澄清了有关公共使用的规定，认为“公共利益的存在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排除专利权人的排他性地位……”，而且“如果公共利益可以通过其他相近或相似的替代方法得到满足，就不能以医药产品的名义授予强制许可。” [2]。
强制许可在实践中的作用常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如泰国在1992年根据专利法设立了医药品专利委员会，赋予该委员会批准强制许可权的权力，尽管当时泰国艾滋病治疗药物缺乏，但该委员会同样没有采取强制许可的措施，而是寄希望于通过“强制许可的威胁”和跨国企业协商降低艾滋病治疗药物的价格[3]。
可见，虽然各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强制许可，但是很少真正启动强制许可。更多的时候，强制许可的意义表现为药品领域降低价格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强制许可更大作用在于威慑和劝阻，成为各国为获得药品生产权或是降低药品价格与相关医药企业谈判的一个砝码，这也是和近年来世界各国重视推广专利保护的普遍要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 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思考
目前我国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还存在一定的障碍，如对于药品而言，实验室仿制并不难，难的是日后投产的技术问题，一旦启动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药品仿制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如何保证？又如强制许可的实施会使制药商把精力集中在仿制而非开发，被许可的发达国家制药商也可能因为无利可图而冷落相关疾病的研发工作，一旦实施强制许可，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的国际声誉肯定大受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如今我国涉及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法律规定不完善，当然这也同TRIPS协议目前仍然存在太多的争议有很大的关系。面对不容乐观的公共健康危机，肯定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是符合我国利益的，也是享受WTO赋予该权利的一种表现，但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负面效果也不容忽视，所以采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必须慎之又慎，如果采取的时机不合适或是方式不正确，可能暂时解决了困难，但对将来的保护社会公众健康的工作却是适得其反。所以一旦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必须强调强制受益人的义务，对强制权限予以必要的限制。
4.1实施前的告知
授予强制许可前必须有请求人与专利人协商的过程，即专利权人有被告知的权利，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或有其他紧急情形时，只要合理可行即可，当仍应尽快通知专利权人，在公共的非商业性使用的情形，如果政府或订约人未经专利检索即知悉或有明显的理由应知政府或者为政府的需要将使用某有效专利，也应迅速通知专利权人。当然这种强制许可决定的有效性应受到相应的司法审查。
4.2合理费用的补偿
为控制禽流感疫情，如果采取强制许可，此时能有其他的医药企业迅速介入“达菲”的授权生产，不但会迅速加大“达菲”的产能，而且会大大降低“达菲”的市场价格，这种种复杂利益关系的也是罗氏公司授权一直悬而未决的因素之一，所以在必要时政府主动向医药企业予以足够的经济补偿也是应在考虑之中，可以以友好的姿态争取进一步和医药企业协商以达到合作的目的。
所以强制许可的受益人有义务支付给专利权人合理的补偿费用，费用的数额最好由发明专利人和强制许可的受益人签订协议来确定。同样这种支付强制许可的报酬也应受到相应的司法审查。
4.3强制许可的非独占性
尽管批准了强制许可，发明专利权人仍然有权制造已取得专利的产品和进口该专利产品，发明专利权人仍然有权利与强制许可的受益人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签订许可协议，强制许可的这种非独占性，还意味着批准了强制许可并不排除其他国家进一步批准强制许可。
4.4强制许可的不可转让
由于专利权人并不因为被实施了强制许可就丧失了专利权，所以强制许可的受益人不能将该专利再授予其他人，这也是防止知识产权进一步被侵犯的体现，这也和通过正常商业途径获得专利权后可以继续转让该专利权有明显的差别。
4.4 强制许可应及时终止
强制许可是在特殊的紧急情况下，根据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的需要所采取的紧急措施，该行为突破了行政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则，但并非排斥任何的法律控制，也没有脱离行政执法的法治原则，仅仅是行政合法原则的例外，所以应该适当，应将负面损害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围内[4]。
因此，强制许可的范围和是时间应由授予强制许可的目的而定。一旦授予强制许可的理由消除，如传染病疫情被控制或已自行研究出其他替代药物，就应取消强制许可，发明专利人理应重新获得发明专利的独占实施权。
综上所述，法律承认的药品专利权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但这不是绝对的，应受到公众分享医学进步利益权利的限制，这种限制是解决公众健康与药品专利保护冲突问题的一种平衡机制，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措施是实现这种平衡机制的一种措施。由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都是发生在紧急情况下，而相当数量的突发事件是难以预测的，这就决定了在发生灾害后所需要的药品的不确定性，医药企业出于长期的效益考虑未必热衷于此类药物的研发，因此，政府对于有关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予以充足的资金支持，加快相关药品、疫苗的研究开发、经营上市，这对于最终战胜灾害是十分重要的，一旦拥有了自己的研发的药物，就可以避免受制于人，也是解决药物短缺最有效的方法，即使迫不得已采取强制许可，对于被强制人的权益同样需要予以充分考虑，尽量避免给其合法权益带来更大的损失。
参考文献
[1]文希凯.专利保护与强制许可[J].知识产权.2003.13（3）：20
[2] 张娟，文香平.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问题浅析[N]..中国知识产权报.2001-11-1（A3）
[3]朴荣吉.医药品专利与强制许可[J]. 法治论丛. 2005.20（1）：140
[4]罗豪才《行政法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24
原载于《上海医药》2006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