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
浙高法〔2009〕129号
本省各级人民法院、本院各部门：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已于2009年4月24日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2108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执行中遇有问题，请及时报本院研究室。
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及说明
二ＯＯ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09年4月24日第2108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切实提高送达效率，充分发挥送达制度的积极作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我省法院民商事审判和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在民商事审判和执行工作中办理有关诉讼文书送达事务时，应遵循合法、便捷、有效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公正与效率、权威与便民、切实保障受送达人权益与有效规制恶意拒收文书行为之间的关系。
第二条 人民法院可安排专门机构或者人员负责送达事务。
对同期立案、当事人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案件，可集中送达有关诉讼文书。
第三条 国内民事诉讼文书的送达，应当以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为主，以留置送达、委托送达等其他方式为补充，以公告送达为最后手段。
第四条 人民法院知悉当事人联系方式的，可以通知当事人到法院签收诉讼文书。
第五条 定期宣判的案件，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未经许可中途退庭，或拒绝签收有关裁判文书的，定期宣判之日即为送达之日。
第六条 受送达人明确声明人民法院可以手机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并指定相应手机号、传真号或电子邮箱的，人民法院只要确认已按声明的方式和指定的码址发出了相关诉讼文书，可视为送达。但确有证据证明受送达人因客观原因未实际接收到相关诉讼文书的除外。
受送达人未明确声明可以采用手机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的手机号、传真号或电子邮箱进行送达的，必须确认受送达人收悉才可视为送达。
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情形包括：
（一）已经按照所送达文书的内容履行；
（二）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和其他场合提及了所送达文书的内容；
（三）确认收悉的其他情形。
采取以上方式送达的，应在案卷中记明，并做好相关材料的备份。
有条件的法院，可以建立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发送平台。
第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受送达人的住所或其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向其送达诉讼文书，但送达人员在其他场所会晤受送达人的，也可在该会晤场所送达。
不知受送达人的住所或者不能在其住所送达时，送达人员可在受送达人的居所（如暂住地）、从业场所以及法人的营业场所、办公场所、受委托的律师事务所等能够直接向受送达人或其指定代收人送达诉讼文书的地方送达文书。
受送达人或其指定代收人在以上场所拒绝签收文书的，可留置送达。
第八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81条规定，义务签收人的范围主要包括：
（一）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应当由其本人签收；如本人不在可交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如本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签收，法定代理人为多人的，可由其中一人签收；
（二）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其他组织的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等负责收件的人签收；
（三）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但受送达人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明其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接收有关文书的除外；
（四）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
上述义务签收人拒收诉讼文书的，可以留置送达。
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定代理人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负责收件的人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或者有证据表明其不宜签收的，不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九条 在直接送达有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将诉讼文书交付当地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组织等，或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转交送达。经该公安派出所、基层组织或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确认已将诉讼文书转交受送达人的，视为送达。
前款“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是指：
（一）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包括其非同住成年家属、有辨别能力的同住人、受雇人、邻居、房主、出租人或居住地的物业管理部门等；
（二）受送达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其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等。
受送达人的非同住成年家属、有辨别能力的同住人、受雇人、邻居、房主、出租人、居住地的物业管理部门或者法人、其他组织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等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或者有证据表明其不宜签收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条 送达人员应当在送达回证记明送达时间等事项，并交签收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非本人签收的，应当载明其他签收人与受送达人之间的关系。
留置送达的，应当记明原因和经过。
第十一条 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商事诉讼文书，受送达人未在送达回证上签收但在邮件回执上签收的，视为送达，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二、送达地址确认书
第十二条 在当事人起诉或者答辩时，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提供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并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应当告知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或其所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的法律后果。
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一方当事人提供对方当事人的送达地址或可能获得送达地址的相关线索（如要求离婚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提供对方当事人亲属的联系方式），以便及时、有效实施送达。
第十三条 当事人将其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为其委托的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住所的，在当事人未书面通知法院解除该委托之前，法院依送达地址确认书的送达行为，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拒收的，邮寄送达的以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直接送达的可适用留置送达。
第十四条 以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后，当事人原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可以继续适用。
送达地址确认书除适用一审程序外，当事人未明确声明适用范围或者未向法院告知其送达地址变更事项的，可继续在二审和执行程序以及该当事人同期在受理法院审理的其他案件中适用。
以上两款规定的事项，人民法院应当以送达地址确认书或者其他适当方式告知当事人。
第十五条 当事人确认的送达地址不便送达的，法院向送达地址确认书以外的地址也可以实施有效送达。
第十六条 当事人具有以下两种情形之一的，可推定为“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并依据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十一条执行：
（一）受送达人的送达地址不明，但能通过电话等方式联系，其在法院电话通知后，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也不提供准确的送达地址的；
（二）受送达人在本案中不出现或者有意躲避的，但在法院同期审理的其他案件中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且不提供或确认送达地址的；
（三）在法院公告送达期间，受送达人向法院提出管辖异议或要求回避等书面申请，但又未明确提供送达地址的。
上述电话录音内容，送达人员应整理成书面记录。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由全体合议庭成员、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由独任法官及一名书记员签名后附卷。电话录音的原始资料应暂时予以保存，一审未上诉案件一般保存至上诉期满后六个月；上诉案件一般保存至该案二审宣判后六个月。
三、留置送达
第十七条 留置送达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送达人员有直接送达诉讼文书给受送达人的行为；
（二）受送达人或者义务签收人有恶意拒收的行为(如无正当理由拒绝签收、当场撕毁送达回证、否认自己是受送达人、送达人员表明身份后拒不开门等)。
第十八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第82条规定，留置送达要求送达人员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代表到场见证。这里的“基层组织”，一般是指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但在人民法院送达人员邀请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作为见证人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还可包括基层公安派出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服务所以及社区物业公司等。
上述组织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九条 见证人不愿签字证明的，送达人员可直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第82条规定，由送达人员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以及被邀请人不愿见证的情形，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应送达场所，即视为送达。
见证人拒绝到场见证或者送达人员找不到见证人的，送达人员可对受送达人或义务签收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现场，以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予以固定，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应送达场所，即视为送达。但送达人员应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并把照片或录像资料存入卷宗；对情况紧急，不具备拍照或录像条件的，须由法院两名送达人员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及相关情况，即视为送达。
四、公告送达
第二十条 公告送达应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即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
第二十一条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是指除受送达人被宣告失踪、被申请宣告失踪外，送达人员按照原告提供的受送达人的地址通过直接送达等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时，由受送达人住所地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证实，或以其他适当的方式证实，其已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
第二十二条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需公告送达的，自然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登记注册地在受理法院所在行政辖区的，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一）受理法院是基层法院的，可以在该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如果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同时在该当事人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物业小区等场所张贴送达公告），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
（二）受理法院是中级法院的，除在该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外，应当同时在该当事人住所地辖区基层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或者在该当事人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物业小区等场所张贴送达公告，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
（三）受理法院是高级法院的，除在该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外，应当同时在《人民法院报》或者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送达公告。
在当事人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物业小区等场所张贴送达公告的，应当张贴在上述场所的明显位置并以拍照的方式予以固定，照片附卷。
第二十三条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需公告送达的，自然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登记注册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在行政辖区的，除在该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外，还应根据受送达人住所地是否在本市（地级）、本省范围等情况，决定应同时刊登公告的公开发行的报纸的级别。
第二十四条 公告送达，应当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第89条的规定公告相关内容。
第二十五条 在《人民法院报》或者其他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送达公告的费用，由申请公告人预先支付。结案时，该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五、涉外送达
第二十六条 受送达人是外国自然人的，法院可以向其在我国领域内的居住场所、工作场所直接送达；受送达人不在，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的亦视为有效送达。但同住成年家属为同一案件的对方当事人或依照受送达人本国法律禁止这种签收方式的除外。
法院向外国自然人或其同住成年家属直接送达时，应当核对有效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以确认签收人的身份以及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并以复印、摘抄等方式固定上述证据。
第二十七条 受送达人是外国法人、其他组织的，法院可以向出现在我国领域内的该外国法人、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送达。送达时应当核对有效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以确认签收人的身份以及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并以复印、摘抄等方式固定上述证据。
外国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系指依照登记国法律或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包括且不限于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
第二十八条 外国受送达人或其义务签收人拒绝签收法院的送达文书时，可以适用留置送达。
第二十九条 涉外委托送达的方式包括并依次为依司法协助协定送达、依海牙送达公约送达和外交途径送达。当受送达人具备上述两种以上送达条件时，法院应按照顺序在先的方式向受送达人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当顺序在先的委托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时，无需再采用顺序在后的委托送达方式，可直接采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
第三十条 以司法协助协定、海牙送达公约或外交途径方式送达司法文书，如受委托的外国中央机关要求收取委托送达费用的，该费用应由申请送达人员预先支付。法院在首次委托送达司法文书时，可视情一并预收其他后续裁判、执行文书的委托送达费用(包括裁判、执行文书的翻译费用)。
第三十一条 当无法向外国受送达人在我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有效送达时，不能以此为由直接向该外国受送达人公告送达，而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规定的送达方式向该外国受送达人进行送达。
第三十二条 受送达人是外国公司的，法院可以通过该外国公司在我国领域内的子公司或其他参股公司转递司法文书。转递后外国公司签收该司法文书或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十三条所列情形之一的，视为送达。
第三十三条 认定涉外案件中的外国受送达人下落不明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送达地址确为受送达人的住所地；
（二）有一种送达方式反馈其住所地无人接收(如委托送达回证上注明无法送达的原因是查无此人或已搬迁但不知迁往何处，或长期无人居住或无人办公，或邮寄送达被以查无此人而退回等)。
通过查询，发现在本省法院同一时期其他诉讼中显示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在认真核实的前提下，亦可作为认定在本案中下落不明的依据。
第三十四条 涉外公告送达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报》或省级以上对外公开发行的报纸和案件受理法院公告栏同时刊登。
第三十五条 本意见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
若干规定（试行）》的说明
送达难一直是制约民商事诉讼效率进一步提高的瓶颈。根据高院党组的指示，高院研究室在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浙江省高级人民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
一、起草的依据
《规定》共36条。主要针对当前我省法院民商事案件送达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作出规定。有的问题在相关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中已有规定，但散见于各法律文件中，《规定》予以集中明确；有的问题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较为抽象，有的并无明确规定，《规定》根据法律精神以及审判实践中的惯常做法，并借鉴兄弟法院尤其是上海高院的相关规定，提出了意见。对于其中可能涉及到突破法律或者容易引起争议的部分，《规定》已用黑体字标示出来。
二、关于送达方式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六种诉讼文书送达方式：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为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员流动频繁的实际，《规定》增加了一些新的送达方式。
1、邮寄送达可与直接送达同等优先采用。主要是考虑到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邮寄送达持相当肯定的态度。同时，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已在大量使用邮寄送达，整体效果也不错。
2、通知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虽然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一直在使用这种送达方式，但现有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比较间接的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采用“简便方式”送达文书。《规定》将这种简便方式扩大到普通程序，主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送达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知情权、程序参与权等，其着眼点在于确保当事人知悉相关程序事项；二是从审判实践中的使用效果看，既实现了送达的目的，保证了送达的确定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矛盾；三是通知领取的方式在有些情况下对当事人更方便、快捷，更为当事人所乐于接受。
3、定期宣判时的送达。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定期宣判的案件，定期宣判之日即为送达之日。”《规定》将其扩大到普通程序，是因为普通程序在这一点上与简易程序并无本质不同，可类推适用，但为审慎起见，《规定》将适用范围限制在当事人恶意回避诉讼或者恶意拒领文书的情形，包括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未经许可中途退庭，或拒绝签收有关裁判文书。
4、以手机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送达诉讼文书。最高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对此作了规定。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送达，对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和降低邮寄送达的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考虑到该送达方式具有不稳定、证据难固定等特点，在具体运用时应注意：首先，要区分不同情形，作不同处理。一是受送达人明确声明可以采用现代通讯方式送达，并指定相应号码或邮箱的，采取“发出主义”（即人民法院只要确认已按声明的方式和指定的码址发出了相关诉讼文书，可视为送达）；二是受送达人未明确声明可以现代通讯方式送达，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的手机号、传真号或电子邮箱进行送达的，则采取“知悉主义”（即必须确认受送达人收悉才可视为送达）。以下情形推定为“确认受送达人收悉”：已经按照所送达文书的内容履行；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和其他场合提及了所送达文书的内容；确认收悉的其他情形。
其次，采取现代通讯方式送达时，如确有证据证明受送达人因客观原因未实际接收到相关诉讼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再次安排送达，以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再次，采取这种方式送达的，应在案卷中记明，并做好相关材料的备份。
最后，相关法院可建立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发送平台。
三、关于送达场所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以当事人的住所地，如自然人的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法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送达地的立法模式。但随着城市的动迁以及人口流动频繁，造成我国现行的户籍登记和工商登记材料无法准确反映当事人的实际住所地。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给法院送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现实困难。审判实践中不断增多的公告案件一定程度与此有关。《规定》参考国外立法例和我国审判实践已经有所变通的做法，对送达场所作了较大扩展，即除受送达人的住所或其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外，还包括受送达人的居所（如暂住地）、从业场所以及法人的营业场所、办公场所、受委托的律师事务所等能够直接向受送达人或其指定代收人送达诉讼文书的地方，以及送达人员在送达过程中会晤受送达人的其他场所。受送达人或其指定代收人在以上场所拒绝签收文书的，可留置送达。
四、关于义务签收人
《规定》对现有比较分散的规定作了集中明确，以利于审判实践中掌握。在尊重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两点规定：一是将适用留置送达的主体扩大到受送达人以外的其他义务签收人；二是对其他义务签收人存在利害冲突或有证据表明不宜签收的，规定了除外情形，即不能向其送达诉讼文书。
五、关于转交送达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转交送达”，只限于军人或被监禁、被劳动教养的人。《规定》对此有所扩展，即可以由以下两类主体转交送达：一是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组织等基层单位；二是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包括其非同住成年家属、有辨别能力的同住人、受雇人、邻居、房主、出租人或居住地的物业管理部门等；受送达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等。）当然，这些受托转交送达的主体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转交送达主体是有一定区别。后者是负有法定义务的单位，前者则以受委托主体的自愿为前提。
为了避免争议，《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了转交送达的生效时间，即“经该派出所、基层组织或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确认已将诉讼文书转交受送达人的，视为送达”；第三款规定了除外情形，即“受送达人的非同住成年家属、有辨别能力的同住人、受雇人、邻居、房主、出租人、居住地的物业管理部门或者法人、其他组织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等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或者有证据表明其不宜签收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六、关于送达地址确认书
实践证明，送达地址确认制度，是缓解送达难的一项有效措施，也是有效发挥邮寄送达功能的制度基础。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制度的积极作用，《规定》作了以下规定：
1、扩大送达地址确认书的适用范围。一是在简易程序中确认的送达地址，当该案转为普通程序后可继续适用；二是送达地址确认书适用于一审、二审和执行程序，以及该当事人同期在受理法院审理的其他案件。制度依据和理论基础：⑴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首次明确规定了送达地址确认书制度；⑵最高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在第一审、第二审和执行终结前变更送达地址的，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人民法院。”）、第十一条（“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受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⑶当事人应依诚实信用原则参与诉讼的法理。审判实践中，存在当事人在对其不利的一审裁判提出上诉后，又拒不接收法院按一审确认的送达地址送达的各类司法文书，以借机拖延诉讼，转移资产、逃废债务的情形。另外还有的当事人同一时期参与了多起诉讼，在对其有利的案件审理中积极提供了送达地址确认书，而在同期审理的对其不利的其他案件中却不予应诉或者拒绝提供有效的送达地址，以规避法律或者拒绝履行相应义务。送达行为的本质是使当事人及时知晓相关诉讼事项，以便当事人积极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在当事人已明确知悉相关诉讼事项的情况下，仍恶意拒绝参与诉讼，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2、向送达地确认书以外的地址送达诉讼文书，义务签收人签收的，视为有效送达。通常情况下，当事人确认的送达地址，法院可实施有效送达。但有的当事人为规避法律、拖延诉讼，故意填写不方便送达的地址。规定送达地确认书以外的地址也可以实施有效送达，将有助于减少类似情况的发生。
3、采取推定方式扩大“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范围。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审判实践中有几种比较常见的恶意回避诉讼的行为，一是受送达人留有电话等联系方式且与其联系能确定身份，但拒绝提供有效地址、拒绝签收文书材料或者虽承诺签收但屡次无故拖延；二是受送达人在本案中一直不出现或者有意躲避的，但在法院同期审理的其他案件中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却不提供或确认送达地址；三是部分被公告送达人在知悉相关诉讼事项后，不是积极参与诉讼，而是恶意提起无任何事实依据的管辖异议或者回避申请，且故意不提供有效的送达地址，以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针对这些情况，为减少不必要的公告送达，提高审判效率，本规定第十六条将这三种情形推定为“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如此，法院可以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十一条规定送达，而不必采取公告送达。
七、关于留置送达
民事诉讼法对留置送达的现有规定存在适用条件过于严格、场所过窄、见证人要求高等问题，《规定》作了一些变通：
1、放宽留置送达的适用条件。即只要当事人存在恶意拒收文书行为的，就可以留置送达。《规定》列举了实践中比较常见的一些恶意拒收行为，如当场撕毁送达回证、否认自己是受送达人、送达人员表明身份后拒不开门等。
2、扩大见证人的范围。法律规定见证人的本意在于证明送达行为的规范性。依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规定，见证人的范围包括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代表，但对“基层组织”这一概念均未作出解释，以致基层组织的界限难以把握。《规定》第十八条依据实践中的惯常做法，对其范围作了适当扩充，即“一般是指村委会或居委会，但在人民法院送达人员邀请村委会或居委会作为见证人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还可包括基层公安派出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服务所以及社区物业公司等。”
3、对见证人不配合或者无见证人等情况作变通处理。见证人不愿签字证明的，送达人员可直接依据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82条规定，由送达人员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以及被邀请人不愿见证的情形，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应送达场所，即视为送达；见证人拒绝到场见证或者送达人员找不到见证人的，送达人员可对受送达人或义务签收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现场，以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予以固定，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应送达场所，即视为送达。但送达人员应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并把照片或录像资料存入卷宗；对情况紧急，不具备拍照或录像条件的，须由法院两名送达人员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及相关情况，即视为送达。
八、关于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作为一类重要的送达方式，但现行法律规定比较简约，审判实践中在适用公告送达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对“当事人下落不明”认定过宽，公告送达过多；公告形式过严，成本与效益不对称；公告内容过于简单，不符合法律规定；国务院诉讼收费办法出台后，公告费用负担不明等，导致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司法效率的降低。为此，《规定》作了以下规定：
1、对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认定作适当限定。实践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不区分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送达不能，但凡无法顺利送达的，便往往定性为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继而将一些并不复杂、疑难的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大大延长了审理时间，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降低了司法效率；二是过于听信公告申请人(一般为原告)所提供的受送达人的地址，在申请人基于个人利益瞒报或虚报受送达人地址时，往往会侵害受送达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因此，《规定》一方面对受送达人下落不明作适当界定，另一方面通过推定扩大“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范围，将部分恶意回避诉讼的情形排除在公告送达范围之外，以减少不必要的公告。
2、适当放宽公告形式要求。考虑到公告的实际告知效果，以及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为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当事人诉讼负担，根据不同情形选择不同公告形式，不一定要采取报纸公告形式。
3、规范公告内容。针对实践中公告内容过于简单的问题，要求严格按照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89条的规定公告相关内容。
4、规定费用负担。依照2007年4月1日起施行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和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告费用不属于诉讼费，人民法院也不得代收代付。因此，公告费用由何方预先支付以及由谁最终承担，审判实践中不无异议，对此本规定规定了由申请公告人预先支付、败诉方承担的原则。
九、关于涉外送达
为规范涉外民商事诉讼文书的送达，进一步缩短涉外案件审理周期，《规定》在总结实践做法和借鉴上海高院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对涉外送达作出了一些细化规定。
1、向出现在我国领域内的外国自然人的送达。最高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对于外国受送达人及其义务签收人在我国领域内出现时，规定可以直接送达，但对于直接送达的场所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中，外国自然人在我国领域内有固定的住址或成年家属同住的情况不断增多。《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原则，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81条，向出现在我国领域内的外国自然人的送达作了一些变通规定。在适用时应十分谨慎，注意核对签收人的身份及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并固定相应证据。
2、向出现在我国领域内的外国法人、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送达。最高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对于外国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出现在我国领域内规定了可以向其直接送达。对于法定代表人，世界各国法律的规定不同，有的规定董事长为唯一的、当然的法定代表人，也有的采多元化标准。实践中还发现不少外国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不一定需要办理法定登记，而是在发生纠纷后，才由公司董事会决议确定一名董事为诉讼期间的法定代表人(法人代表)。因此，《规定》对外国法人法定代表人的范围采取列举方式作适当扩张，力求在相关法律规定范围内尽可能地增加送达的成功率。在适用时也应十分谨慎，注意核对签收人的身份及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并固定相应证据。
3、转递送达。随着我国投资领域的逐步开放，外国公司在我国领域内设立子公司或成为国内公司的参股股东的情况日益增多。为提高送达效率，实践中，已经有法院开始尝试通过外国公司在我国领域内的子公司或其它参股公司转递司法文书，并取得较好效果。但应注意使用这种送达方式，应当在受送达人确认后始发生送达的效力，确认的方式包括直接签收或虽未签收但符合最高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十三条所列情形。
4、适当放宽涉外公告送达下落不明的认定。适用公告送达原则上要求穷尽其他可能的送达方式。但这种穷尽所有送达方式的要求如果机械地适用到涉外案件中，将对此类案件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考虑到涉外送达的实际，《规定》三十三条对涉外公告送达条件作了一定放松，即在送达地址准确的情况下，有一种送达方式反馈其住所地无人接收(如委托送达回证上注明无法送达的原因是查无此人或已搬迁但不知迁往何处，或长期无人居住或无人办公，或邮寄送达被以查无此人而退回等)。此外，如果法院经查询后发现在本省法院同一时期其他诉讼中显示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在认真核实的前提下，亦可作为认定在本案中下落不明的依据。
刑事审判阶段要不要法律监督
--以程序内监督为视角对审判监督的重新认识
洪道德 葛琳
内容提要：检察院的审判监督职能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日益显现出与公诉职能的不协调性，本文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试图揭示关于对审判监督的认识误区，从而论述审判监督的发展趋势--程序内监督，进而明确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的角色定位。
关键词：检察院 审判监督 程序内监督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职能主要有三项：对特定案件进行侦查，提起公诉和对刑事诉讼过程进行法律监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使控审职能进一步分离，检察机关的指控、举证责任进一步加重，客观上使人民检察院的公诉形象更加突出，而其法律监督职能却在理论与实践中显现出与公诉职能和诉讼结构的不协调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按照诉讼阶段可以分为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审判监督。[1]本文试图通过对历史和现实操作的考察与分析，揭示关于审判监督的认识误区，论述审判监督的发展趋势--程序内监督，进而明确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的角色定位。
一. 法律监督理论溯源与反思
我国的法律监督理论来源于列宁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理论。列宁在许多涉及法律问题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论"双重领导"与法制》、《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阐明了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本理论。其中，检察机关必须成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列宁着重强调的一条。列宁认为，只有强有力的由国家直接领导的检察机关才能真正保障"全共和国内对法制有绝对一致的理解,既不顾任何地方上的差别,也不受任何地方上的影响"。[2] "检察长的责任是要使任何地方当局的任何决定都不与法律相抵触。"[3]所以，"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专职专责，不执行任何行政职能，受中央垂直领导，行使中央检察权。"[4]
列宁的这一理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提出的，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联邦制，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和发布各种行政命令，地方立法有很大自主权。这种情形使联邦苏维埃法律的权威性、统一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列宁感到，必须保证中央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统治。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监督机关来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5]因此，列宁特别强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他提出法律监督理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苏维埃法制的统一，巩固刚刚建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与之相配套的"中央垂直领导"体制也是为了服务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法律控制"这一根本目的。
我国在建国之后借鉴了苏联的立法经验，又根据自己的情况作了适当变通，建立了我国的检察制度，在一些规定上与苏联不同，如双重领导原则等。但我国同样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这段历史渊源表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是先于对诉讼结构的考虑而产生的。它的最初确立是出于维护和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不仅上位于审判权，甚至还可以干预"地方当局"的决定，是一种直接派生于国家政权而又高于审判权和行政权的权力，有些类似于我国古代的"代天巡守"或"钦差大臣"，只不过它的权限范围更加固定而已。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国已经有了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律监督理论也因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展。法律监督的作用在现代主要表现为对权力的制约平衡和对错误的及时纠正。应当承认，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和执行阶段，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审判阶段，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天然带有政治色彩的监督职能与审判阶段的特殊性产生了明显的冲突和不协调。不从制度建构上加以反思和矫正将难以适应现代诉讼规律的要求。
二. 现行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矛盾
对于审判阶段的法律监督，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不详细，而且矛盾重重。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阶段进行法律监督的规定是第169条："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5条对刑事诉讼法第169条作了解释："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在庭审后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的，人民法院认为正确的，应当采纳。"六部委规定第43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这一关于检察院审判监督的规定较之修改以前的刑事诉讼法有了明显不同。原刑事诉讼法第112条第2款规定："出庭检察人员发现审判活动有违法情况，有权向法庭提出纠正意见。"新规定有两点明显变化:
1.监督主体是人民检察院而不再是公诉人。
2.监督是在庭审之后而不再是庭审之前。
然而新规定在操作性上存在着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1.虽然监督主体是人民检察院而不是公诉人，但实际操作中仍然是由公诉人代表检察院具体执行法律监督职能。因为只有他了解庭审情况和裁判是否确有错误。对主体的规定的变化在实质上并无意义。
2.监督时间由当庭改为庭审之后，立法者原意是想缓和监督权与审判权的关系，避免庭审中检审矛盾尖锐化，维护法官的权威，然而却矫枉过正，忽略了控方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保护。对法官在庭审过程中有明显的违反程序行为，检察院仍然只能在庭审之后以书面形式提出，这既不利于公正审判的诉讼目的，也不符合诉讼效率原则，根本没有达到监督的效果。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似乎削弱了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根据我国宪法第129条和刑事诉讼法第8条的规定，理所当然地享有抽象的法律监督权力。这种抽象的"法律监督"权力使公诉人头上笼罩了一圈令任何人都不敢不仰视的光环。既然检察机关可以对审判机关实行法律监督，在地位上显然高于审判权，而法律监督权又实际由公诉人行使，所以公诉人的地位举足轻重。这种特殊的地位就产生了上文所谈到的与审判阶段诉讼结构的冲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公诉人公诉与审判监督的双重角色无异于在赛场上既当球员又当裁判。西方有句谚语："控告人如果成为法官，就需要上帝作为律师。"[6]从某种意义上说，专职的监督职能使检察官成为了法官之上的"法官"，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在权力上，原本处于弱势的辩方都无法望其项背，控辩双方实力严重失衡，违反了诉讼理论中的"平等武装"原则。按照现代司法公正的理念，控辩平等是诉讼程序的一个基本要求。尽管实践中由于公权力与个人权利在力量上的天然悬殊，并不能实现完全的平等，但再给天然占优势的控方委以监督整个刑事诉讼的专门职责，就如同在本已倾斜的天平上又加了导致失衡的分量，无疑人为加重了控辩双方的不平衡。
2.审判阶段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殊阶段，它不同于其他阶段之处在于，这一阶段是集中体现法律的庄严和权威的关键阶段。审判权应当是这一阶段进行终局裁判的唯一权力。控方拥有高于审判权的审判监督权，就会破坏诉讼结构的稳定性，对审判权的权威性和终局性构成威胁，不利于审判独立和法官权威形象的树立。
上述分析使我们发现了法律规定与现实操作中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审判监督权受到了限制，公诉人甚至无权当庭指出程序的不当之处，而另一方面，公诉人所负有的抽象的法律监督职能又给法官和辩方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在无形之中破坏了诉讼结构的稳定。笔者认为，上述矛盾的根本症结在于，现行理论过分侧重了检察机关作为诉讼程序外力量对审判的监督，而忽视了诉讼程序内部因素的制约效能。稍作分析即可发现，检察机关公诉与审判监督的双重角色无异于个人的人格分裂，一半置身于诉讼结构之内，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诉讼，另一半却在诉讼结构之外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监督诉讼。这种人格分裂的状态难以达到原本设想的监督效果。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思路应当是以程序内监督取代程序外监督，作为审判监督的发展趋势。
三. 程序内监督[7]--对审判监督的重新认识
（一）什么是程序内监督
从一般意义上看，程序是指 "按时间先后或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骤"。[8]在法学领域，"程序"一词有专门的含义，是指"按照一定顺序、程式和步骤做出法律决定的过程"。[9]学者季卫东指出，在诉讼法学中，程序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角色分派体系"。"……程序参加者在角色就位（role-taking）之后，各司其职,互相之间既配合又牵制，恣意的余地受到压缩。因此，程序功能自治又是通过各种角色担当者的功能自治而实现的。程序规定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角色规范，是消除角色紧张（role strain），保证分工执行顺利实现的条件设定"。[10]程序内监督正是指利用程序内角色所承担的职能的相异性和对抗性，按照诉讼规律的要求，遏制裁判权的恣意性，保证程序公正进行的监督机制。具体地说，在审判程序中，当事人、律师、公诉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从自己担任的诉讼角色的角度对法官的裁判行为进行监督。
程序内监督的前提是赋予诉讼结构中地位平等的诉讼角色，特别是控辩双方以平等的监督权，但任何一方都不能拥有高于其他各方甚至裁判权的特权。程序内监督的性质是一种从己方利益出发对权利的主张，对裁判者不利于己方的违法行为的抗议和要求救济的声请。它是建议权、请求权而不是决定权，对裁判者的影响是间接的，没有即时强制力。裁判者可以做出解释说明，纠正自己的做法，也可以不予理会。但拥有监督权的诉讼角色可以向上一级审判机构提出专门的程序性上诉，争取通过审级利益来获得救济，这对于其声请的主张是一种程序性保障。
（二）程序内监督的合理性
1.审判阶段的特殊性质的需要
监督的字面含义是指"从旁察看，监督。"[11]设置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保证正义的实现。正象杰斐逊指出的那样，一切权力本来就具有侵犯属性，应当对其进行制约。[12]制约方法是对权力的行使设置障碍，即设置另外的权力来同它相对抗。这也就是政治理论中著名的分权制衡学说。刑事审判同样会发生权力滥用的现象，所以也需要监督和制约。但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审判阶段不同于政治体制之处在于，它恰恰需要一种权威性裁判权对争端做出了断。这种权威性的形成是基于信任，良好的传统，裁判者的优秀素质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而其一旦形成就具有不可动摇性和终局性。这也是人们将争端求诸诉讼解决的现实需要。对裁判权的监督和制约最适于采用的方式应当是程序内监督。因为享有监督权的诉讼角色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行使权力，因而不会动摇裁判权的中立性和权威性。而必要的程序性上诉又给监督者提供了救济途径，使裁判者不至于因为监督者的声请没有强制力而不予重视。
2.诉讼结构合理化的需要
刑事诉讼结构合理化的最低要求是诉讼角色职能的合理分担。理论界关于刑事诉讼结构的设想有多种观点，通常被认为是理想的诉讼结构是"正三角结构"。这种结构的特征是"法官居于其中，踞于其上，公正裁判，控辩双方平等，积极地展开对抗"。[13]控审分离、审判本位主义、控辩平等是这种理想结构的三大特点。我国检察机关公诉和监督的双重职能破坏了控辩平等的均衡性，显然不符合诉讼结构合理化的要求。设置审判监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法官在庭审过程中违反程序规定审判案件，损害审判公正，那么诉讼角色特别是控辩双方应当是进行监督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们从己方利益出发最能发现庭审中的问题。如果将审判监督权作为当事人权利中的一项赋予控辩双方，那么立法其实就大可不必将检察院的监督权限制在庭后。双方应当都有权当庭对法官不利于己方的违法行为提出异议。这既不会损害法官的权威，又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因而是解决我国现实中的困境，改善诉讼结构的建设性思路。
3.走出"监督监督者"循环，增强监督效果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