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数卖，是指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数个买卖合同，分别出售给数个买受人的行为。在一物数卖情形下，数个买卖合同的效力、标的物所有权的最终归属及先订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作为特定物债权的债权人能否行使撤销权，以保全自己的合同债权？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买卖合同解释，对买卖合同中“一物数卖”导致的纠纷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司法解释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普通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确认所有权已经转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均未受领交付，先行支付价款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均未受领交付，也未支付价款，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此外，根据司法解释，在船舶、机动车等特殊动产多重买卖情形中，交付是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登记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对抗要件，应依照交付、登记、合同成立先后作为合同履行顺序；出现交付与登记冲突情形时，应以交付为准。
那么最高院的这一司法解释所包含的法学理论有哪些？
一、一物数卖的分类及成因
一物数卖也称一物二卖。一物二卖，自古有之，其发生于债权契约成立之后至买方取得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之前的期间。广义上的一物数卖，包括无权处分下的多重买卖，而狭义上的一物多卖仅指有权处分的多重买卖。
（一）广义的一物数卖
在物之所有权已经转移于第一买受人的情况下，出卖人再将该物出卖于其他数个买受人。此种情形下，第一买受人已经取得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之后,出卖人不可能以所有权人的地位将标的物再度出卖他人。此种情形应当适用无权处分，以无权处分理论与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更为科学与合理。只有占有改定情况有所不同——出卖人在转移所有权之后仍然占有标的物,对外显示出权利外观,第二买受人基于对此权利外观的信赖再度发生买卖关系在情理之中。但这种情况下的核心法律关系与其说是两个购买人之间的关系,不如说是所有权人与无权处分行为中的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利用善意取得理论解决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较之一物数卖理论更为合理和便利。对此，台湾学者黄茂荣先生有精辟的论述:“二重买卖的构成以出卖人在先后二次买卖契约之缔结时均握有标的物之所有权为前提。在第二次缔约时,出卖人已不再拥有标的物之所有权，则其第二次买卖，将不是二重买卖，而为他人之物之买卖。”无权处分之一物二卖，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二）狭义的一物数卖
第一买受人尚未取得物之所有权，出卖人再将该物出卖于第二买受人，这是狭义的一物二卖，也是本文所要讨论之一物二卖。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物二卖呢，这主要是债权契约成立与物权变动的时间差所致。在任何一个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之下,想排除时间差,并由此从根本上杜绝一物二卖现象都是不可能的。大陆法上，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有所谓形式主义（其中又分为要因主义与无因主义两种，但不影响本文所讨论主题）与意思主义两大类别。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下，比如德国和我国台湾，物权的变动除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契约外，还须进行所有权变动的登记或交付，否则物权变动难以发生。债权契约与物权变动之间有时间差，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物二卖的发生。而在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下，只要当事人债权契约的意思表示一致，便发生所有权变动的法律后果，不动产所有权变动的登记在这种立法模式下仅仅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而已。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下的债权契约成立与物权变动同时完成，之间没有时间差，二次买卖似乎不可能产生。但是采债权意思主义的法国以及受法国法的理论影响甚深的日本又有例外的判例和解释，比如以特定物为标的物的买卖,当事人如果特别约定保留所有权至将来某一时刻，或某一条件成就，待将来某一时刻到来或某一条件成就之前买卖合同虽成立，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类似的还有6种场合，买卖契约的成立与所有权变动均承认是在两个时间内完成的。在买卖契约成立之后，所有权变动之前，出卖人所作的任何处分均为有权处分，第二买受人无论主观是否恶意，都不会影响契约的性质及效力，二次买卖的成立无任何障碍。那么我国是什么情况呢，虽然我国不承认物权变动无因性理论，也未明示采取物权变动形式主义立法例，但也将不动产的登记和动产的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直接依据，只不过将登记或交付视为事实行为而非德国法上的法律行为。依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也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我国物权变动应当是登记或交付方发生效力，而不是直接依据买卖合同，物权变动与买卖合同之间存在时间差，则理论上成立一物二卖不存在任何问题。
二、一物数卖各合同的效力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真正的一物二卖均为有权处分，因此不考虑其他因素，理论上两个买卖合同均应为有效合同。判断一物数卖情形下数个买卖合同的效力，须以不同国家和地区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作为分析背景。从比较法的角度着眼，大陆法系比较有代表性的物权变动模式计有三种：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合同法》）为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先以《法国民法典》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作为分析的背景。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着重将特定物的交易作为物权交易法规制的背景，认为生效的债权合同既可以作为引起债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又可以作为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因此，在买卖合同成立的前提下，即使未进行交付特定物的行为，标的物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是故，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583条的规定“当事人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支付，买卖合同即告成立，而标的物的所有权亦于此时在法律上由出卖人移转于买受人”，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如标的物为特定物，无论是否移转标的物的占有或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标的物的所有权即移转归第一买受人所有。出卖人再与第二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即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的规定，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无论出卖人此后再就该同一标的物订立多少个买卖合同，这些买卖合同的效力都应做相同的认定。
如标的物为特定的未来物，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138条第2款的规定，于买卖合同成立时尚不发生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此时出卖人就同一未来物与第二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时，非为出卖他人之物，该买卖合同得成为生效的买卖合同。
若以《德国民法典》采用的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作为分析的背景时，情形就有所不同。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是以种类物和未来物的交易作为物权交易法规制的重点，且区分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不同的法律事实基础。当事人之间生效的债权合同，导致债权的享有以及债务的负担，故被称为负担行为，其仅能作为债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基础。若欲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需要在债权合同之外，还需有专以引起物权变动为使命的物权合同，该物权合同为物权合意与交付或当事人申请登记行为的结合，被称为处分行为。
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当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如未进一步借助物权合同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于该买受人，出卖人就仍是标的物的所有权人。无论出卖人此后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少个买卖合同，这些买卖合同当然都是生效合同。假设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即借助物权合同将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归第一买受人享有，则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时，出卖人不享有对标的物进行处分的权利，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即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由于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债权合同与物权合同各司其职，债权合同仅能引起债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并不肩负引起物权变动的使命。出卖人不享有对标的物的处分权，并不对债权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仅使得物权合同的效力成为效力待定。所以，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之间的合同仍为生效合同。此后出卖人与第三、第四买受人订立的买卖合同，其效力也应做同样的认定。
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如《民法通则》、《合同法》，都采认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该模式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它区分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基础，认为当事人之间生效的债权合同仅能引起债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生效的债权合同结合交付或者登记手续的办理，方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这与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不同。另一方面，它并不认可在债权合同之外，另有一独立存在的，专以引起物权变动为使命的物权合同，认为无论交付抑或登记手续的办理都是事实行为。这与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也不相同。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当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如出卖人未向买受人进行标的物的交付或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标的物的所有权就不发生转移。此时，出卖人再与第二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出卖人仍为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出卖人此后所订立的数个买卖合同当为生效的买卖合同。
假若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即将标的物交付与该买受人或为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则该买受人即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当出卖人再为第二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时，出卖人已非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
就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的效力，学界和实务界都存有分歧。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意见：一为无效说。该说认为我国《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的规定属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二为效力待定说。该说认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即属于我国《合同法》第51条所规定的无权处分合同，依据该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财产权利的，该合同有效。”三为有效说。该说主张我国民事立法理应采认物权行为理论，认可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从而使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成为生效合同。
笔者对上述三种意见均持异议，认为应以我国现行民事立法采认的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作为分析问题的制度背景，此时，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仍得被确定为生效合同。理由简述如下：
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债权合同效力的发生并不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须以生效的债权合同与交付行为（或登记行为）这一民事法律事实构成为前提。因此，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所有权能否发生移转，是出卖人能否依约履行合同的问题。申言之，出卖人是否享有标的物的处分权，在逻辑上直接影响的是出卖人能否依约履行自己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的合同义务，故不能因为出卖人无法履行合同义务，就否认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间订立的买卖合同的效力，也即，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之间所订立的买卖合同仍得为生效合同。至于《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的规范性质，笔者认为其应属倡导性规范的范畴。另外，《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并非我国合同法上有关无权处分合同的一般规定，而是当当事人就动产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特别约定采用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时，有关出卖他人之物买卖合同效力的规定。
三、标的物所有权的最终归属
关于严格控制厦门市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的暂行规定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关于严格控制厦门市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的暂行规定
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是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海港城市，又正在建设经济特区，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控制人口的机械增长已成为紧迫问题。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五年中，我市（不含同安县）非农业人口机械净增二万九千四百三十九人。按照这几年的速度，到本世纪末，即使自然增长率能达到规划
要求，全市总人口数也将突破一百二十万人，大大超过省下达的我市本世纪末一百一十二万七千人的控制指标。
控制人口增长，是城市管理的首要问题，也是更快更好地建设经济特区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要在继续尽一切努力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同时，尽力降低人口的机械增长率。为此，特作如下暂行规定：
一、市政府指定一位领导成员分管此项工作，并召集市公安、组织、人事、计划、劳动、民政、粮食等有关部门，及时讨论解决控制人口机械增长工作中各种问题。同时，在市公安局专设户政科，对外地迁入厦门市的户口和由岛外迁入厦门本岛及鼓浪屿的户口，实行统一审批办理。未
经市局批准，各公安派出所不办理此类户口的入户手续。
二、为了适应建设经济特区的需要，凡引进特区建设需要的各种专业人才，对他们及其符合规定的随迁家属，在户口迁移方面：开绿灯”、给方便。对于其他一般人员及其家属的调动、随迁，对于外地城镇居民、农业人口投靠我市城镇生活等，到厦门本岛和鼓浪屿的原则上不予办理，
到我市岛外的也应从严控制、对于因为开展“外引内联”以及发展文教科研事业的需要，如外商、侨商来厦独资、合资经营企业，中央、省有关部门在厦新设置某些单位等，应逐项通过签定合同或其他文件，专门审定其允许迁入的固定户口指标，实行户口指标加迁进人员对象的双重控制办
法。
三、在厦门的（包括中央部门、省属单位）干部、工人的调动迁移，既要有指标，又要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统一由市人事（市教育部门也不再承办）、劳动部门审批；对于少数夫妻长期分居，家庭有特殊困难者，既要积极帮助解决，又要在控制数内从严掌握。要争取逐步做到进出平衡
。
四、凡经批准正式调进厦门的职工，一般允许其原在一起生活的、城镇户口的配偶及一个子女随迁来厦，未成年子女按随母原则处理：职工本人调离厦门时，随迁进来的家属，原则上实行＂随进随出”的办法，同时迁出、凡正式调离厦门的职工，应同时将户口迁出，不得空挂；目前空
挂在厦门市区的户口，在本规定批准实行后的一个月内，限期迁走。如有特殊原因不能迁走或不能按期迁走的，应经市公安局户政科批准。
五、中央各部门、兄弟省市、本省各部门各地区和部队在厦门新设置的企事业单位或办事机构及其人员调进，按闽政〔1981〕综422号文件规定，均应报经厦门市人民政府审批。对其中从事工业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等活动的单位，可视情核给一定的户口迁入控制指标。这些单位
允许从外面调进的对象，一是主要领导，二是本市无法配给的技术业务骨干。这些单位需要的一般干部、职工，应在厦门就地调配或招用，特殊情况要从外地调进的，需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扣除其控制指标数。
对现已设在厦门的外地办事机构或企事业单位，要进行一次清理，凡不属国家体制，又无设置必要的，一律在商定的期限内撤走：同意继续留厦的，应重新核定编制、定员，其户口控制按上述原则办理。今后，这些单位的招干、招工指标，应在厦门就地调配或招用，特殊情况需从外地
招收、调进者，应经市人民政府批准。
凡属经过批准来厦从事商业经营、采购转运等业务的机构，或基建单位使用的临时外来施工队伍，也应经有关部门批准，并且只给以办理临时户口登记。
六、侨商、外商在厦门独资、合资或合作经营的企业，所需迁入的人口，按有关条例规定和所签合同办理。
七、科技人员及其随带家属，应按照中央和省有关的文件规定执行。
八、地方离休干部和退休退职人员要来厦门落户的，必须是生活基础已在厦门的，否则不予接受。
九、军队离休干部、退休退职人员和军队转业干部，原籍不在厦门或在厦门地方没有直系亲属、没有足够住房的，不应迁入厦门。
十、办理家属随军，应按中央军委通知精神，动员年轻军官不要过早携带家属随军；如确需随军者，必须具备年龄条件，即使军龄、职务符合条件，年龄也必须满三十五周岁才允许入户，即将转业的干部不予办理家属随军。
十一、农村人口投靠城市生活“农转非”的，或属于落实政策、招工招生、毕业生分配、军人退伍等户口的迁入，均按国务院〔1977〕140号文件和有关规定办理，但各有关部门应认真审核，按照条件从严掌握。对侨胞、台胞、港沃同胞回归或来厦定居，可按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
十二、要更加严格地控制鼓浪屿的人口迁入，原则上“只准出，不准进”，即除为发展旅游事业需要者外，不准在鼓浪屿增设新的机构。对已确定要迁出鼓区的单位，应逐个制定迁出方案；在未迁出之前，不得再增加人员。现已在该区的缺编单位，原则上不再调进，超编单位也应尽快
调减，目前空挂在鼓浪屿的户口，限在接到通知后一个月内迁出，逾期不迁者，由公安部门予以注销。凡符合本规定要迁入鼓浪屿的，应从严掌握，批准权收归市公安局。
十三、征用土地的“农转非”人口， 应坚持就地变更户粮关系。
十四、坚决反对户口申报中的不正之风。非分工领导同志个人不直接批准户口迁入。各部门、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的有关规定，敢于负责，坚持原则。凡违反规定迁入的，公安、粮食部门有权拒绝办理户粮落户手续。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的，一经发现坚决退回，
并要严肃追究“关系户”、“关系人”的责任。
十五、以上规定从一九八四年五月一日起实行，从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九日起被冻结的要迁入厦门本岛、鼓浪屿的户口，也应在五月一日后按本暂行规定精神进行清理。
1984年3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