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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认识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六大一如既往地将反腐败工作摆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关于反腐败方针，报告作了如下阐述：“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因此，作为承担着专门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必须根据中央的精神，在加大打击职务犯罪力度的同时，切实做好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做好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在当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证明，执政者的腐败是自身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古人总结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前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就充分说明了这点。中央党校苏共史专家王长江同志曾谈起过一组数字，苏联解体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党，自然是腐败的党。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当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对苏共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江泽民同志曾经深刻指出：“党风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十六大报告中也警示全党：“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离腐败越近，群众离党就越远。所以，我们只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遏制职务犯罪蔓延的势头，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明，才能维系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才能使党永葆青春。就一个地方来说也是同样，如果职务犯罪现象相对严重，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损害了地方党组织的威信。我们只有加强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有效地遏制了职务犯罪，才能真正树立和巩固党和政府的威信，才能各级党的干部真正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忠诚实践者，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2、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需要。经济社会发展，要有良好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作保障。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经济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前进。而要有这样一个良好的政治局面，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因为，腐败泛滥之日，便是社会动荡之时。江泽民同志在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同社会上存在的贪污现象作坚决斗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追求稳定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贪污腐败现象是社会稳定、发展与进步的阻碍因素。”“要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必须坚持进行反对贪污腐败的斗争。”作为一个地方来说，也是同样的。如果国家工作人员队伍中盛行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腐败问题严重，那么，这个地方也就不会有稳定的政治局面。现在，有个别地方信访问题相对突出，出现老百姓越级上访情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那里的极少数干部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廉洁行为，从而引起了群众的不满，造成了某些不稳定因素。因此，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建设一支具有良好从政道德和良心的国家工作人员队伍，是确保一方平安的必要条件。
3、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凝聚人心，形成建设现代化的巨大合力的需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他们的参与，我们的伟业才能成功。而要调动起人民群众的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中国，这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党要承担起这个重任，就必须加强自身建设。而一个坚强的党，当然必须是清正廉明的党。否则，一个拥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党，一个谋取私利的党，就会失去民心。例如国民党，所代表是官僚资产阶级利益，因而是一个极端腐败的党。这样的党，是根本不可能凝聚民心的。解放战争时期，蒋经国在他的日记中无奈地写道：“这个腐旧的大厦无论如何是没法再撑持下去了。”因此，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们不加强廉政建设，也同样会改变党的性质。这样一来，我们党也就根本不可能带领人民群众去建设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个地方而言，也是如此，如果地方党组织没有建设好，腐败成为人民群众议论的焦点，就必然会失去民心，人心就会涣散，群众的积极性也就调动不起来，地方经济也就根本不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因此，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建设好党的干部队伍，是实现我们宏伟目标的前提条件。
4、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爱惜和利用党的人才资源的需要。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我们的事业需要一大批政治、业务都过得硬的干部队伍，而党培养一个领导干部很不容易，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可在现实中，有一些干部，由于经受不了市场经济的考验，走上了贪污受贿的犯罪道路，令人十分痛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党的损失。这些领导干部，都有过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并作出成绩的辉煌的过去，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得到了党组织和群众的信任，走上了不同的领导岗位。他们过去曾经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由于制度建设、组织教育不够，更由于不注重世界观改造，这些领导干部被淘汰出局，有的身陷囹圄，有的甚至走上了不归之路。在这些人身上，往往存在着两个极端现象，他们在工作上很有才能，但在腐败问题上也十分“突出”，人称“两搞现象”，即工作、腐败两头冒尖。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加强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变“两搞”为“一搞”，这些人都能勤政廉政，对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将有多大的意义！
5、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保护好党的干部的需要。每当我们看到某某领导被判刑，痛哭流涕，甚至晕到在法庭上，有的魂飞魄散地走向刑场，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可悲结局，使人或多或少产生了恻隐之心。他们本来就是生活的幸运者，如果不贪污受贿，不违法乱纪，他们的人生是美满的。因此，承担着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应当高度重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以体现出现代司法的人文关怀。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同志，也必须自觉成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主体。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抓好各项制度的落实，形成一套包括“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和“不能为”的防范机制在内的廉政建设制度体系，使我们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能够在从政的道上，一路走好。
预防犯罪远胜于惩罚罪行。智者宁可防病于未然，不可治病于已发。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倒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大现实意义，积极、主动地抓好这项工作，使之经常化、系统化和规范化。通过我们的努力，减少和防止职务犯罪的发生，建设高效、廉洁的国家机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实现我们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苗 勇

坑农案件的法律思考

山西省华晋律师事务所 迟菲


[基本案情]
二00一年十一月，原告陈继义、戴祖兴从山东省潍坊市农业科学院果树花卉研究所引进栽植了大棚栽一年生"燕红 11号"甜油桃果树共三点三亩，根据该油桃品种栽培要求，需喷施或土施农药多效唑控制生长，促进花芽形成，才能达到预期产量。为此，二原告于二00二年七月二十日从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以每袋一元二角，共计九十六元的价格，购买英杰牌 15%多效唑(登记号为L591423)八十袋，按农药说明要求分三次喷施在所栽培的油桃树上。同年八月，二原告发现喷施所购买多效挫没有控制住油桃树长势后，眼看一年的收成将成泡影。为此，原告找到第二被告要求解决未果后，向第一被告祁县农业局进行了假农药投诉。祁县农业局执法办对第二被告经销所余的多效挫农药二十八袋进行了登记保存，并在祁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干部的指导下，对投诉双方当事人作了调查记录，证实原告所投诉农药系第二被告销售的后，封存两袋样品农药，双方各保存一袋，以供检验。后又以第二被告经销扩大使用范围药(标签不规范)对第二被告作出了"警告十五天内改正标签，罚款三百元整"的行政处罚。此后，农业局对此事进行了调解，但因双方差距过大，调解失败。农业局随后将登记保存的二十八袋多效唑退还了第二被告。二00二年十一月二原告以被告出售假农药给其造成经济损失为由诉至山西省祁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六万一千八百二十四元，并承担诉讼费用及鉴定费。
[律师代理工作]
在与被告协商不成后，二原告找到山西省华晋律师事务所，委托贾升贵、迟菲二位律师代理本案。接受本案委托后，律师进行了如下工作：
1、积极协助二原告向山西省农药检定所提出鉴定申请。农药检定所在对该农药初步审查后提出，该农药依法登记的适用范围是油菜与水稻，被告销售的农药扩大范围至桃树，属标签不符合规定，因此，当时与第一被告通电话，要求第一被告通知农药厂家及销售方，协调解决此事。
2、在第一被告处理期间，经原告配合律师调查，发现如下事实：
1）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系被告祁县农业局(原为祁县农牧局)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向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注册开办的集体性质法人企业。企业注册资金为人民币三万元，该资金名义上由祁县土肥站投资，实际系由企业自筹解决。该企业开办四年来，一直由王刚以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承包经营，每年向被告祁县农业局交纳承包管理费人民币一千五百元，主管农药、农膜、化肥等。
2）原告栽植的油桃品种属优质品种，产量及售价喜人，原告在整个栽培过程中严格按照程序栽培，但由于喷洒的多效唑有问题，造成绝产。
3）第二被告农药系从河北某个人手中进货，没有合法的进货手续，用清水溶解与正规途径购得的统一品牌、浓度的产品目测差距大，很可能为假农药。
在上述事实的基础上，律师请原告再次与被告联系，试图调解，但被告无调解诚意。为此，经与原告讨论，决定起诉。
3、为确定起诉的诉讼标的，充分准备诉讼证据，律师进行了如下工作：
1）查阅并复制了第二被告的工商登记档案，并进行了分析，发现如下有力证据。A、第二被告原属于第一被告的分枝，1993年应我国脱钩改制政策，重新注册成为集体法人。B、自1993年起，由王刚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承包第二被告。C、第二被告注册资本三万元，名义上是第一被告投入，但从承包协议以及验资发票可以看出，三万元为王刚投入。D、第一被告每年收取第二被告1500元承包费。
2）委托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对二原告栽种桃树的损失进行鉴定。得到"关于祁县古县填满桑村(二原告桃园)大棚桃树产量与收益调查评估"报告。结论为"二原告桃园中单株上应具有结果能力的枝都在十条以上，按每枝条留三个果，单呆重一百五十克计算，单株产量应在四点五千克以上，全园现有株数一千一百四十五株，应有产量约为五千一百五十二公斤"。
3）向太原市及山西省水果批发市场了解油桃的售价。但由于油桃不在价格统计范围，该证据未取得。仅取到油桃在外省市的售价。
4、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申请对争议农药进行鉴定。经法院委托，由法院对双方原封存的争讼农药多效挫样品(二原告与第一被告各提供一袋)二袋委托山西省农药检定所进行了质量鉴定，结论为"1、经检测，该来样产品未检出多效挫，属不合格产品;2、该产品标签内容与登记内容不符，只应用于水稻秧田和油菜苗床，其余均属扩大使用范围"。
[开庭情况]
在取得鉴定结论后，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第一次庭审，庭审双方的主要焦点集中在：
1、原告喷洒的农药是否从被告处购得；2、被告销售的农药是否属假农药；3、原告桃树绝产与假农药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4、第一被告应否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上述焦点，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辩称:原告所诉被告所售是假农药不是事实，超出农药登记范围的情形不属于假农药的情形。虽经鉴定，但结果不能作为判定被告所售农药不合格的依据，原告无法证明被检验的农药是从被告这儿买的，超范围的情形与原告的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被告对原告所称损害后果不予认可，此品种是首次栽种，能否形成产量不可估计;原告使用被告农药与没形成产量无因果关系，影响产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形成产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且原告所述产量与价格均严重不实。
对此，原告律师进行了充分的反驳：首先，原告持有被告开具的农药收据，被告称收据上仅写明了多效唑，但未写具体的品牌与浓度。律师对此认为，收据是被告开具给原告的，能充分证明被告销售给原告多效唑，如被告认为其销售的不是英杰牌15%的多效唑，被告需举出反驳证据予以证明。其次，由农业局提供的查封农药的纪录中可以看出，在查封农药时，第二被告是认可其销售给原告英杰牌15%多效唑的。其次，法院将农业局查封的农药向农药检定部门进行了检测，在该农药中根本没有多效唑成分，依照我国《农药管理条例》，该农药属于典型的假农药。再次，原告栽种的桃树为棚栽油桃，与普通桃树有区别，在大棚中栽种油桃，必须使用农药控制桃树的长势，这样才能当年栽种，当年收获。被告如果认为油桃绝产存在其他原因，须进行举证。
被告祁县农业局辩称:2002年8月13日，原告到该局综合执法办投诉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销售假农药。当月十五日，该局执法办人员到所诉门市部进行了突击检查，查到原告投诉的英杰牌15%多效唑28袋，并马上异地封存到该局执法办，以鉴别真伪。经鉴别，英杰牌15%多效唑系江苏宜兴市生物化工厂生产，登记证号为L591423，依照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第五章第十三条规定，所投诉农药不在假农药定义内，不是假农药，而是标签不规范不合格。当时经与省农药检定所等部门联系化验多效挫约有效成份含量，但均答复没有标准样品不能检定，后该局又根据原告要求组织双方调解，但因双方差距太大，调解失败。对原告起诉该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因土肥站第二门市部是独立的法人企业，不是该局分支机构，且农业局承担的是国家赋予的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监督管理工作，原告让该局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另原告所诉赔偿涉及与老天爷打交道，油桃花芽的形成不确定因素很多，不单纯取决于药剂控制，还与油桃品种纯度是否可、药物使用时期、方法、浓度等有重要关系。综上所述，该局恳请法庭划定该局不作被告，不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农业局的答辩，原告律师指出，首先，农业局作为农药管理部门，应对农药的经营、进销货渠道进行管理。农业局在这一管理过程中未尽到应尽的职责，存在过错，依照我国民法通则过错原则，农业局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其次，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系被告祁县农业局(原为祁县农牧局)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向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注册开办的集体性质法人企业。企业注册资金为人民币三万元，该资金名义上由祁县土肥站投资，实际系由企业自筹解决。该企业开办四年来，一直由王刚以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承包经营，每年向被告祁县农业局交纳承包管理费人民币一千五百元，主管农药、农膜、化肥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脱钩改制案件的有关规定，农业局须在出资不实与收取管理费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在庭审过程中，第二被告提出对多效唑与油桃绝产的因果进行鉴定。为此，法院与多家机构进行了联系，最终，针对多效唑对油桃树的药理作用及产量影响程度向山东省潍坊市农业科学院果树花卉研究所进行调查取证，该所出具的证明表示，未喷多效唑的燕红 11号一年生油桃树，次年结果很少或基本没有产量，而喷施多效唑后，次年产量一般可达五千克以上，差异十分显著。为此，法院进行了第二次开庭。对这一证据进行了质证。在二次开庭过程中，法院着重对油桃的市场价格进行了调查。经原告调查，油桃在四月初在祁县当地超市价格为12元/斤，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取到书面证据。被告指出油桃在当地价格不等，从3.5元到4.8元/斤。为此，原告律师指出油桃的价格应由法院根据双方主张及市场行情酌定。
[审理结果]
经过两次开庭，法院最终作出(2003)祁民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根据二原告提供的购农药票据、祁县质检局证人证词、第一被告祁县农业局对第二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调查笔录与行政处罚手续及本院委托山西省农药检定所所作农药质量鉴定结论，足以认定第二被告向二原告出售的英杰牌15%多效唑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致使二原告向所栽植油桃喷施该农药未能实现应有效果，根据潍坊市农业科学院果树花卉研究所证明，证实第二被告销售存在质量问题农药的行为与二原告所遭受油桃无收益损失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第二被告依法应对二原告所述经济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另据原告复制第二被告企业注册档案材料显示，该企业注册资金存在与实际投入资金不符的情形，且作为该企业开办单位的第一被告每年都向开办该企业收取一千五百元的承包管理费用，故第一被告祁县农业局应在开办企业实际投入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及所收取的管理费范围内对二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二原告所诉损失，除与被告上述行为有较大的因果关系外，作为受损的油桃植
物，与自然气候条件及二原告自身的管理及农药喷施方法也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故对所受损失二原告亦应自担部分责任。对油桃产量评估报告，被告虽有异议，但所提供录音资料证据不足以否认评估报告的有效性，故对该评估报告本院予以采信。对油桃价格问题，双方争执不一，但均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有效证据，故本院应结合双方自认情况及当地现行市场价格合理予以认定。
据此，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四十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撒销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企业相关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限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陈继义、戴祖兴油桃减产经济损失款人民币四万一千七百三十一元，由被告祁县农业局对上述损失在人民币三万六千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余经济损失由二原告陈继义、戴祖兴自担。
案件受理费二千三百六十五元，调查取证费一千一百八十二元，评估费一千零五十元，农药鉴定费三百元，合计人民币四千八百九十七元，由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负担四干四百零七元，由二原告负担四百八十九元七角(二原告已预交，被告应负担部分于执行时直接交付二原告)
[评析]
本案属于农民维权案件，该案件的公正审结的意义远远超过案件本身。近年来，坑农案件发生频繁。常见的有假农药、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资等等。坑农案件有几大特点：
1、危害范围广。农资作为国家监督经营的物资，由于销售单位与生产单位相对集中，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的农民往往购进的是同一家经营的同种农资。如果某一单位销售伪劣农资，往往危害一方，造成损害范围极广。
2、损害后果大。农业生产同一般生产不同，农业生产周期长。因此，购入伪劣农资的农民往往无法当时发现危害。而是在辛勤耕作一年后，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发现所购农资的问题，而此时，往往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农民一年的辛勤劳作付之东流。
3、损害无法补救。农业生产的特性同时也决定了伪劣农资造成的损害无法补救。在损害真正发生后，往往已经无力回天。
4、社会危害性大。农业是我国的基础。我国存在广大的农业人口，农民的权益受到损害将大大降低农民生产与创造的积极性。如这类案件发生过多且处理不当，必然影响我国的农业生产与社会安定。
因此，坑农案件一直受到高度的重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山西电视台“金土地”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因此，如何帮助农民通过总结本案的教训，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成为律师本案审结之后的工作重点。
首先，农民要有一定的农资管理法律常识。农民朋友应当知道什么样的单位是具有销售农资许可的。在购买农资时，要到国家制定的经营部门购买，并且要察看经营者的营业执照及销售证书。本案正是因为原告在正规经销店购买，才得以诉讼。如果本案原告从个体手中购买农药，很可能只好“哑巴吃黄连”了。
其次，农民购买农资是要开具发票，发票内容要写详细。发票是证明购买行为的有力证据。本案中，实际该村购买假多效唑受到损失的不止原告两户。还有一些农民由于没有开具收据，难以证实在被告处购买农药的事实而无法在法院立案。只能在本案审结后通过其他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最后，农民在受到假农资的侵害后，要及时同有关部门联系，反映情况，要求赔偿。必要的时候，要敢于诉讼，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